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李陀、吴亮网络之争
作者：文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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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让我说几句糊涂话吧——对文学我们永远不应该有期盼，它是一种自然的生成物，它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文学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也许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人和文学无关，但他们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你说得对，批判和抗议都很重要，它甚至能使文学变得更有力量，但是批判和抗议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文学变得更伟大，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离开自由，文学起码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游戏，哪怕是一种小家子的游戏，而小家子游戏其实正是在一种自由匮乏的环境中的自由幻象而已。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它留给我们的谜团和问题远远超出文学的想象……我承认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文学不抱幻想，不管它纯不纯，批判还是抗议……
对此，李陀进行了回应，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你对我的批评涉及很多问题，很多都可以展开讨论，但是我想直接切入一个问题：我们对文学应该不应该有期盼？“对文学我们永远不应该有期盼”，这是你来信的最后一段，也是你从对我的批评里逻辑地延伸出来的一个结论。
先不说我和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先分析一下你这句话里的“我们”。
你这我们指的是谁？是你和我？还是有其他人？其他人又是谁？是中国的作家（是其中一部分还是他们全体？）？还是全世界的作家（是其中一部分，还是他们全体？）？是文学批评家？那又是哪些批评家？是读者？是哪些读者？是今天春风得意的白领们？还是在房地产投机中大发横财的老板们？是那些把老百姓玩弄于股掌上的官僚们？还是为温饱、为活着而日夜挣扎于穷困和屈辱中的工人和农民？或者，这“我们”谁也不指，只不过是你习惯性地用“我们”来代替“我”？抑或这不过是你的一个粗心的口误？一次修辞上的马虎？
也许我不应该和你这么咬文嚼字，但是你我都是做文学批评的，咬文嚼字既是我们（我们！）的职业习惯，也是我们的特权，又是文学批评必须的分析技术。我之所以在这儿揪住“们”字不放，是因为从文学批评观点来看，任何修辞都不是偶然的，即使是修辞上的错误，也都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是可分析的。那么从你的这个“我们”里的“们”，可以分析出什么？我（让我暂时和“我们”分开一会儿）认为这里泄露一个消息，就是文学批评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必须和“们”，和这样那样的群体，和这样那样的阶层有公开的或隐蔽的联系。当然，这不是什么新消息，你可以说文学（还有文学批评）的社会性是个老话题。但是，对文学应该不应该有期盼，对不起，也是老话题，即使从吴亮嘴里说出来，也是老话题，了无新意。但是我无意在这里比谁的话题更“老”，我要和你讨论的是这个“们”在你我今天的争论里可能的含义，因为这和我们该不该对文学有期盼密切相关。
由于你用了“我们”这个修辞，所以你的“对文学我们永远不应该有期盼” 这句话就有以下理解的可能：一，你假定你能够代表所有的人，你说了不应该有期盼，那么所有的人就像士兵无条件服从长官一样，服从你，不再对文学有期盼；二，你假定你能代表我，我听你一说不应该期盼，也就马上不期盼；三，你假定你能代表特定的一群人，他们或是看法和你一致，或者听你的话有道理，同意对文学不应该有期盼。这三条哪个更符合实际？第一条肯定不合适，因为我知道吴亮对当人民代表毫无兴趣，第二条，更不符合实际，因为吴亮正在和李陀争论，吴亮知道他不应该也不能代表李陀。这样，比较符合实际的，就只能是第三条，吴亮的“我们”只代表一部分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
但是，这样在逻辑上就得承认，某些人（包括李陀）和某些社会群体有可能、或者正在坚持应该对文学有所期盼。
这样，“永远不应该有期盼”的说法就很难成立，如果深入讨论，问题就应该转化成：为什么有人认为对文学应该有期盼，而有的人认为不应该。
现在可以和你讨论第二个问题：吴亮为什么认为对文学永远不应该有期盼，什么道理？道理何在？
你似乎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已经给出理由：文学“是一种自然的生成物，它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文学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也许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人和文学无关，但他们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文学是自然生成物，是偶然的，无计划的；二是严重影响并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历史的许多人和文学无关，文学也许并没有在今天生活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先说第二条，我基本同意，是这样。不但今天，就是在以往，凡是在历史上试图让文学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尝试和做法几乎都是失败的（为什么说几乎？因为有例外，生活里永远有例外，偶然性和必然性一样，也是暴君），不但失败，还常常给我们留了可怕的记忆。特别是当某种统治试图对人和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时候，文学往往就成了这种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学就会异化，异化成远比坦克和监狱更可怕的暴力。另外，你也说得非常正确，今天严重影响（我注意到了你用“严重”这个限制词）我们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人，不是作家，不是批评家，不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也不是那些有本事把文学书籍变成大把金钱的书商（无论私商还是官商），而是CEO们，官僚们，政客们，智囊们，甚至是有权利从隐形飞机上安全地扔下成百吨炸弹的普通军人们，惟独不是作家们，也不是批评家，无论他从事的是严肃的或是商业的写作（这么说会遭到来自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批评，说我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过于忽略，但是为了我们的讨论更集中，顾不得了，暂时先把他们忽略一下，以后再说）。但是，你的理由的第一条，我就实在不敢苟同了。吴亮，强调文学写作的自然性，偶然性，无计划性，要小心——这只是从写作个体来看写作行为，是从有关“文学”的复杂现象里，单单挑出“写”这个环节，并且把这一环节绝对化、幻想化、乌托邦化，你这说法才能成立，才显得有道理。可惜，文学不只是“写”和“写作”，文学要成为文学，还要被出版、被审查、被买卖、被阅读、被评论、被评奖、被选入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被进入文学史、被经典化或被排除经典化，换句话说，文学成为文学是一个社会过程。参与使文学成为文学这个过程的，不只是吴亮，也不只是在其写作中被吴亮认可为表达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迷惘” 的幸运的作家群体。在这过程里拥有权力（而且往往是和某种暴力形式相结合的权力）来干预并加入自己意志的中介因素可是太多了，这里不只有具体的人，比如某编辑、某教授、某评委、某审查官，还有各种机构和制度，小到陈村和他这个小小菜园（陈村就有权决定谁才能在这里注册），大到国家级的茅盾奖评委会（它就有权把优秀的作品荣获这个奖项的机会降至最低，有权让一项国家级文学奖成为没有多少严肃性的严肃活动）。吴亮，和你说这些，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都是些常识。我本来也可以像今天那些活跃于各种有关文学的学术会议上的教授们一样，来点儿学术性，引用一下权威著述，比如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或是皮埃尔·马谢雷的“文学生产”的理论，或是皮埃尔·布迪厄的有关“文学场”的论说。但是没必要，我知道你不喜欢拿理论吓人，我也是。当你谈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喜欢引经据典：关于这个问题，某某权威是如何说的，根据他的观点，这问题应如何如何看，等等。好像只有他们会买书、读书，别人不会。他们博学，可是他们不明白，只有当一种观点（或是理论）把思考和讨论引入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引用才是必要的，否则只能泄漏（只能怪他们自己太不小心）引用者的心虚和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