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李陀、吴亮网络之争
作者：文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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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文学批评家李陀、吴亮在世纪中国、小众菜园等网站展开一场论争，涉及到纯文学、文学批评等问题。
吴亮的帖子题为《我对文学不抱幻想——致李陀》，主要内容如下：
我确实有点过分——下午刚刚读到你四年前发表的《漫说“纯文学”》（刊《上海文学》2001年第三期），感觉不太妙——哦，千万不要相信感觉！我告诫自己应该闭嘴。一个脱离文坛那么多年的人，凭突如其来的兴致和感觉，就可以随便谈论那些早已变得生疏的问题，哪怕事先申明这不过是“感觉”？是你在《漫说》中的混乱观点鼓舞了我，那么好吧，在混乱旁边再增加一点新的混乱可能更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你不是埋怨现在的文学“不好看”吗？今天我就弄点“好看”的——喂，人们会说，吴亮和李陀干上了……是吗，怎么回事？去看啊……
我本来预备写一篇文章，题目都拟好了，《论文学经验的假定性，不可调整的历史特征和无序化生产》，写了几行，开始担心没有读者……“读者”！你在《漫说》中不住地提醒我们……李陀的幽灵……李陀总是对的，如果他承认昨天他很幼稚，那么他今天成熟了；如果他承认昨天他很简单，那么他今天复杂了；如果他承认昨天他错了，那么他今天就是对的……李陀什么时候错过……别生气！你真的没有发现，在你的长篇谈话中到处焕发着一种“终于可以总结历史了”的清醒意识？你是那么自信……你手持照明灯，以为用它足够照亮走过的身后道路，可你没有发觉你那只持灯的手仍在晦暗之中……
你总是喜欢为人们布置任务，“要好好梳理”，“要好好反省和检讨”——你梳理了吗，关于“纯文学”的来龙去脉？为什么要反省和检讨？你肯定它错了在当初就错了（如果今天才错，这个关于反省和检讨的要求就会很滑稽），可是你又指出了它的合理性、权宜策略和象征意义——历史虽不可逆，但它的所有部分并不那么稳定地构成单一的总体，而处在一种被后来的观念不断选择、弃舍、重组和重新解释的分散状态之中。你这次所描述的1980年代文学和它的背景，仍然了无新意，你怎么能单独拿出一个“纯文学”当作靶子？如果“纯文学”是个错误，那也是无需总结教训的错误——因为历史不会重复两次，文学也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纯文学”在今天对你我已经是个陈旧的词，对更多写作者来说，这个词，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谁最先提出“纯文学”这一概念？至今没有人站出来宣布他对此负责。这样也好，你再怎么批评这个概念，都不会侵犯到具体的人——它现在是一个亡灵，一个空壳，一个界定模糊，但当初文学圈内人都能意会的词。它指什么？对文学中“非文学”的拒绝？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形式主义？和时代保持距离？自我表现？都有一点，又不都是。“纯文学”是一种向社会关闭的文学吗？还是向心灵开放的文学？“纯文学”把内容从大门扔出去，它马上又从窗口溜了进来——虽然我自己几乎从未用过这个词，但我记得它一度成为持有某种共同文学主张的人们之间默契的暗号。“纯文学”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意味着对官方强调的时代总体性的排斥，对指令和教条的回避，它是作家意欲表达“非主旋律”的权利，而非一种确定性“样式”。它强调形式，但又不是任何可以确指的形式——但是李陀，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好像不是我们当年使用过的语词吧。当你重新试图批评这个词的时候，你没有指明它在何时、何处被何人提出和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你的《漫说》中没有哪怕一条引文，我不知道这个来历不明的“纯文学”怎么会成为你反省和检讨八、九十年代文学得失的关键词。
你说“纯文学”的追求和1990年代后文学写作的非政治化有内在联系，但你应该知道非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你指出文学应当要有批判性，但文学有没有不批判的权利？当文学批判和文学干预的解释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而这种解释并不为另一部分人认同的时候，另一部分人有没有权利从事另外类型的写作？确实存在着精神矮小化的犬儒主义文学写作，但你的攻击矛头指向的仅仅是犬儒主义者，而不是犬儒主义何以在1990年代后大面积出现的历史情境——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绝不是它的惟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对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你的评价之高令我吃惊——“超过五四以后的任何时期”。奇怪的是，你后来好像忘记前面说了什么，又不断强调张恨水、张爱玲、金庸的重要性，甚至产生“如果张爱玲能有十几个”的狂想……不可思议呀！张爱玲的批判性很强吗？金庸的抗议性很强吗？你不喜欢费解晦涩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和修辞，可是你推崇的《变形记》和《等待戈多》却是费解晦涩的典范；你为1990年代后作家们的边缘化和自觉边缘化担忧，可是你推崇的作家哪个在中心？当你要强调深刻时，你大谈现代派；当你要强调“好看”时，你又大谈通俗小说和好莱坞电影——近年来你似乎还鼓励大众文化批判……你反对“个人化写作”，但你更应该去分析“个人化写作”的社会学和欲望背景。卫慧的问题绝非是“小圈子”，文学史上写小圈子的伟大作家多的是——你真的不觉得，你赞扬一个作家或批评一个作家的理由总是自相矛盾吗？
李陀，在同一篇文章中不断出现自相矛盾，难道不会让我感到“不妙”吗？你对把“花样表演”、“语言杂耍”和“琐碎的个人经验”等等“硬要发表出来让别人分享”很不屑，但是换了把观点雷同的“批判”和表情相似的“抗议”发表出来“硬让别人分享”，别人就会乐意洗耳恭听？情况也许正相反：“琐碎的个人经验”和“个人化写作”很有读者，“批判和抗议”不见得很有读者——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好看”的关键仅仅是向通俗文学学习吗？“好看”的关键难道不和欲望、窥探、违禁、犯忌、遮饰、裸裎相连吗？
你还说作家们“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可是作家们不可能放弃他们并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抗议的作家，和抗议的公民，但他们的抗议并不是令其他不抗议者自惭形秽的理由。只要人们还没有获得免于匮乏的自由，还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任何指责人们胆小、小家子气的批评都是不公平的。
你好像还将思想界学术界的大视野去对比文学界的“小家子气”——是谁造成这种小家子气的？纯文学吗，还是市场经济和商业化？不会吧。一个短暂时代的目光浅近必定有其社会原因……如果我们把思想与学术也看成是一种“文学”，一种“叙事”，那么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学就不再只是指“小说”和“虚构故事”……它可能恰巧是一些比较次要的叙事……那又如何？拯救它？调整它？开药方？检讨反省，然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不仅看清“文学向何处去”，而且看清“中国向何处去”？
李陀啊李陀，我真不相信这些话是你说的，莫非我看错了听错了？文学难道不正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迷惘吗？它何时看清过自己和世界？文学的所有问题都是不可推卸不可减除的，文学只能是它现有的样子，文学是一种非组织化的无序生产，文学是敏感的有病的，文学的病态是时代的病态症状，只有一种文学可以被攻击：缺乏才华，而不是缺乏真理充满错误。缺乏才华不能推诿于时代，因为时代再贫瘠再凶险，仍有天才出现……你对文学的要求不算非常高，但这也要那也要，照样会把可怜的作家弄得无所适从，但愿他们没读过你的文章……你要他们不迷信西方现代主义，要他们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紧接着又告诉他们西方文化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融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融合……你仍然很在意“西方中心”的动态啊。你说中国人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什么？凭什么这么说？你说“旁观者清”，旁观者一定“清”么？现在我是你的“旁观者”，你一定认为我比你还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