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李陀、吴亮网络之争
作者：文 新
字体： 【大 中 小】
好了，闲言少叙，回到咱俩的争论。虽然我不同意你对文学是自然生成物的看法，认为这是某种文学乌托邦，但我决不认为这样的文学乌托邦是胡思乱想，相反，这样的看法和想法是有深刻的原因的。那么原因何在？我认为这原因就在人对文字符号的神奇创造能力的深深的敬畏和迷恋之中（这种敬畏和迷恋也有很长的历史发展，但梳理它们是专家的事，咱们暂且不管它）。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是受现实限制的，都是有限的，不自由的。可是人在漫长的努力和修行之后，得到了两件好东西，这两件东西无比珍贵，那就是语言，以及文字；特别是文字这东西，尤为珍贵。因为人发现文字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的，是可以游戏的，而且其游戏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一个熟练的文字操纵者，在文字游戏的可能性里，会觉得自己像上帝，可以创造一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哲学家和文学家，往往是在现实秩序里最不安分的人，为什么在哲学和文学里，往往隐藏着对自由的最深刻的渴望。人是幸运的，因为在文字的操纵和游戏里，他们能够实现自由；但人又是不幸的，因为在文字中实现的自由是虚幻的，也可以说是虚假的。这种幸与不幸，还可以解释我们在1980年代那个文学狂欢节里的很多经验。为什么1985—87那几年的时间里，我们那么兴高采烈？为什么当莫言、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北村、残雪、孙甘露这批人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些做文学批评的会那么高兴，其心情可以用狂喜来形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回到文学自身”、“回到语言自身”、“回到形式自身”（这是我今天的概括，与当时具体提法有些不同）的呼吁和努力得到了回应，得到了实现，得到了成功；在这些作家的写作里，我们这一代人不但目睹了，而且实实在在参与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字游戏，我们发现在这游戏里面，原来有这么大空间，这么多的自由，想象和幻想不是被插上了一对翅膀，而是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胡作非为，百无禁忌，颠倒众生。抗日战争原来可以写得这么怪异浪漫（《红高粱》），故事的叙述原来可以这么迷离扑朔（《错误》），丑恶的意象迭加原来有这么多象征意义（《苍老的浮云》），文字的真实原来远远高于现实的真实（《现实一种》）——这一切难道都只是文学吗？显然不是。不错，表面上，这都是对“政治标准第一”、“塑造典型人物”、“三突出”等等写作教条的突破和反叛，但实际上，隐藏在这些写作里的，是对自由的渴望，也是以文字的虚拟形式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对自由的实践。也许我们当时对此不够自觉，也许每个人对这一点自觉的程度不同，不过，我们确实过了一把“自由”瘾，尽管这不过是虚拟的，是现实的真实自由的某种替代。顺便说一下，我之所以一方面不断对1980年代的文学作反省，努力想弄明白并且说清楚它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对它有很高的评价，说1980年代的文学成就要高于五四以来任何时期，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在以文字的虚拟形式试验和实践自由这层面上，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自现代汉语诞生以来，从未如此尽情尽意，酣畅淋漓。
因此，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文学“是一种自然的生成物，它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的看法，其中是隐含着对文学写作和自由的关系的思考，而这样的思考无疑是重要的。过去很多人做过，将来也还有人会继续做，也许文字符号的发明对人类自由理念的形成的重要意义（而不只是政治、经济、伦理这些层面去追究），会有更好的理论说明。但是，尽管如此，说文学是自然生成物，因此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再进一层，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对文学有期待，我认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它把文学的自由，也就是文字游戏中的虚拟自由绝对化了，似乎在文字游戏中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因而只听命于偶然（偶然性被如此绝对化，其实已经又变成必然）。
可是，现实中的文学写作，都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条件，以及这些东西综合形成的特有机制，都使文学不可能那么自然，不可能那么无计划。何况，文学毕竟是人的行为，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和我就不一样，你对文学没有期待，我可是有期待的。
这就开始说到我们之间对文学该不该有期待的分歧。
这个分歧在我们的争论中是关键，因为正由于对文学有期待，我才不满意1990年代的文学，由于不满意1990年代的文学，我才开始检讨和思考“纯文学”的问题——于是引火烧身，招来你的尖锐的批评。
所以，我得说一说我为什么对文学有期待，我的理由。
我本来可以从很多方面申述我的理由，因为理由确实很多。譬如文学史提供的大量事实对我很有利（对你可不怎么有利），可以成为我的“期待”的根据。因为有太多的作家都不是为表达“一种特殊的精神迷惘”而写作，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犹如群星灿烂，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和人类对自由（不是虚拟文字的自由）与解放的梦想紧密相关，和追求正义与反抗压迫相关。那么，有什么理由今天可以不这么做？有什么理由今天的文学就只能在精神迷惘中犯迷糊？说到底，关注特殊精神迷惘的写作，不过是写作历史上一个特定群体的追求，其出现相当晚近，其前景也模糊不清。吴亮，除非你改做文学史家，然后写一部文学史把过去的文学史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不然你驳倒我相当困难。再譬如，我也可以依据很多有关意识形态和文学关系的理论，说明无论哪一种文学主张和实践，都是意识形态在文学这个场地里相互冲突的一方，或是一翼，没有谁因为自己精神迷惘了，就可以声称自己能够把意识形态像一件不合适的裤子一样脱掉（其实光屁股的作家和批评家更意识形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写作就是参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作家和批评家也必须对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方作出选择。于是——至少对我个人——就出现了期待：我所热爱和尊重的作家，还有同样被我热爱和尊重的批评家，都作了什么选择？他们的选择有利于被压迫者的解放吗？有利于正义的伸张吗？还是相反？这选择是在什么样的复杂环境里进行的？对这环境是否可以作些分析和说明？是否可以在选择中更自觉一些?更积极一些？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时候，你要批评我，我就可以偷懒，学习那些有学问的人，抬出一大堆理论家，诸如阿多诺、阿尔杜塞、曼海姆这些大腕——你直接去批评这些人吧，别找我的麻烦了。
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即使在文学批评里，我也更相信直觉，直觉发现问题，直觉找出问题，然后才考虑已有的知识和理论有哪些可以帮忙，帮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之，直觉在先，理论在后。今天没有比摆唬理论（用现在的时髦话，也可以说是用理论“忽悠”）更流行的事了，那些像随时准备挨揍的孩子一样用恐惧的眼光盯住权威理论家，然后根据人家一言一行来决定自己一举一动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并且广受欢迎。理论似乎被供在了庙里，香火还很旺盛。
说起来也简单，我之所以对文学有期待，是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1990年代的文学发展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其实我在《漫说纯文学》里已经说了不少，可惜说得笨，说不清楚，不但遭来了很多批评，如今还加上了你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里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或者可以从这段话出发，我把我的想法说得更清楚。你是这样说的：“你指出文学应当要有批判性，但文学有没有不批判的权利？当文学批判和文学干预的解释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而这种解释并不为另一部分人认同的时候，另一部分人有没有权利从事另外类型的写作？确实存在着精神矮小化的犬儒主义文学写作，但你的攻击矛头指向的仅仅是犬儒主义者，而不是犬儒主义何以在1990年代后大面积出现的历史情境——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绝不是它的惟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这段话是你的批评的典型作风，尖锐、犀利、清晰。读这样的批评文字，我首先感到的（还是直觉在先）是痛快，再就是高兴，因为这样犀利清晰的声音终于又回到文学批评里来了。不过这是闲话，按下不表，回头再说你的话给我的启发是什么，在哪里。我以为你这段话里最重要的是提出“解释权”的概念（忍不住顺便说一句，近两年有一个流行的词：话语权。这个概念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里衍生出来的，但是和福柯理论的趣旨完全相反，也可以说是完全的歪曲。可是这样一个狗屁不通的概念，现在极为流行，甚至有些政府官员也开始频频使用。哈哈，历史确实钟爱喜剧，不过这次演出又有些荒诞色彩，也是与时俱进吧）。当然，你这里是在维护“文学有不批判的权利”的时候提出这个概念的。我首先要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文学（应该是某些文学、某些作家）当然有“不批判权”。其实我在《漫说》里也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比如我并不认为“个人化写作”触犯了什么天条，相反，我说坚持个人化写作的作家“有自由和权利进行那样的写作”（这是我的原话），你现在提出“不批判权”，就让他们拥有的权利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但是，还是回过头来说解释权，我对这个概念有兴趣，因为这和我的1990年代文学“不对头”的直觉，以及由这直觉引起的思考有密切关系。什么关系？这起因于我对1990年代文学期刊和相当一部分报纸评论版面的阅读。我相信，凡仔细阅读过那一时期纸媒上的相关文章（包括学术性文章和随笔文字）的人，都会注意到在那些年里，这些评论文字大量地、集中地赞扬、鼓励了以“个人化写作”为潮头的一个文学潮流，也就是你现在尖刻地称之为精神矮小化的犬儒主义文学写作潮流。问题还不在于有人赞扬和鼓励，问题在于批评家们还从这里生发出一套新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语言，利用这些批评语言，他们不只是对这样的写作进行了解释，还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1990年代种种新的现实进行了解释，而且，你也许没有注意（你当时一心在做美术评论），这些解释影响巨大，其影响我认为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围。换句话说，当时对文学的解释权是在这样的批评家手里：犬儒主义写作（这个概念虽然精彩，但还不足以概括当时这类写作的方方面面，没关系，所有的命名都是以偏概全）被说成是最有生命力、最和时代合拍、最能表达人的个性、最能体现文学自由表达（等等，很多）的写作，并且，利用文学和社会的紧密关系，把这些解释又普及于社会现实。因此，从解释权的角度说，文学的解释权是被这样一种风行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所操控，或者，不如说被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