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广州 广州
作者：陈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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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我的身下躺着，双腿盘在我的腰上，闭着眼，滋润的嘴巴微微张开，嘴唇上的口红鲜艳依旧。我不知道她在那一刻想些什么。她睁开双眼，盯着我，一会，又闭上了。我感觉到她的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旁边楼房的灯光透过窗帘留下的缝隙撒在地上，斑斑点点。几块落在她伸展出去的白皙的手臂上，金币一样。我扭扭腰，用手碰了碰她的腿，她的腿无声滑落下去。我收起撑着的手，重新坐在地上。我想她会问我怎么啦，但没有。她坐起来，拉过床单盖住身子，又盯着我，然后，抱住双脚，把头埋下去，没有任何言语。
我茫然地坐着，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和说些什么。在她面前一直滔滔不绝的我成了一个找不到词语造句的小学生。我一只手在地上神经质一样地摸来摸去，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枕头边。我恍然大悟，我需要一枝香烟来稳定情绪。她微微抬起屁股，身子往前倾斜，左手撑在草席上，右手拿起刚刚丢在脚边的牛仔裤，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和打火机，放在我面前，又坐回原来的位置。那是一包红色的“万宝路”。我递给她一枝，当她侧着脑袋靠近我伸到她面前的火机时，我看到她的眉头微微皱着。我曾经对她的这个动作表示不解，我告诉她皱起眉头就像在一幅美丽的画上涂抹了两道墨痕。她说习惯了，不代表什么意思。我想问她是不是不高兴，但我还是忍住了。她的船就要扬帆出海，我的潮水却退了。
我把台灯拧亮，烟雾像追逐光明的飞蛾，在灯下盘旋、纠结。她伸直双腿，斜靠在墙上，猛吸一口烟，缓缓地吐出来，一个个烟圈在荡漾；她又猛吸一口，吐出的烟雾线一样把烟圈穿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她娴熟的动作让我吃惊。那一刻，我突然记起，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不到一个月。
我和她的相识因为另外一个女孩，我一个朋友的妹妹。
朋友是我上大学同宿舍的同学，三年级时我去了他们那个位于粤北山区的小山村。上师范大学我们一直认为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但同学却被村子里的人视为“文曲星”下凡，他们想他从此就进省城，成了大城市里的人了。他被村里人簇拥着跨进开往广州的长途汽车时，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四年后他又提着行李回到家乡。人生上的一个轮回，从起点回到起点。四年的时间，就多了见识、知识、文凭、学位、修养，还有城市的风雨洗礼过的眉眼、尘埃摩擦过的皮肤。可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于他在那座小县城里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他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或者无意地裸露城市镌刻的那一道道浮浅的印痕，甚至他的口音残存着城市的呼吸，他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怪人。一个怪人在小地方是很难有好日子过的。
我在那个小山村住了一个星期，我们踏遍了周围二十公里内的山山水水。那是一个让人变得简单和宁静的好地方。村子依山面水，成片的竹子，清澈见底的小溪，铺着鹅卵石和青石板的小巷子。那时，他的妹妹在市里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我们还去了他一个舅舅的家里。他舅舅在广州做生意，八十年代中期就一个人到外面闯荡了。在广州天平架的水果市场拥有一个档口，娶了一个川妹子为妻，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去过他在天平架的档位，我见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水果，颜色鲜艳，形状怪异。他的大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我们到那里时他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弟妹在他身边玩耍。我后来写了一个叫《孩子》的小文章——“我站在边上等那女的称青菜，就看到了在地上爬的一个小孩。肉菜市场的地上既脏又湿，那小孩伸出右手，往前，左脚挪了一点，又伸出左手，再挪右脚。他的短裤湿了，还有泥巴。一会，他扶着筐站了起来。那女的大声地说，还不去把弟弟带进来。就有一个小女孩从她的背后跑出来，钻过台子下面的空隙，但她抱不动。一个小男孩跑出来了，对妹妹说，你这么小。他们进去了。 那女的把青菜递给我，弯下腰找钱时，我看到那小男孩趴在椅子上写字。昏昏暗暗的，我看不清楚他在写什么。后来，我在小学校的门口见到他，他背着书包和同学说笑着走出来。”我置换了里面的场所和人物的身份。我问小孩喜不喜欢读书，他很认真地回答我，喜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广州人。我问他喜不喜欢班里的小朋友，他停了一会，摇摇头，那些人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我还想和他聊下去，他的弟妹跑过来了，缠着我们要去麦当劳。当母亲的在旁边说，学费贵，还要给那些广州的孩子看不起，受他们欺负。开这个档口，这个费，那个费，这个证，那个证，搞个没完。在这里，我们永远都是下等人。我才不给他们欺负呢，我和他们打架。小男孩大声地说。
朋友的妹妹毕业后回了老家，无所事事呆了大半年，就说到广州打工。他们那里的人都往外跑了。当时我们在村子里散步时，我忍不住就问，怎么见不到年轻人？朋友淡淡地回答我，他们都到外面打工了，能走的都出门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那时我已经上班了，给她找了一份在公司当会计的活。小女孩来时我到火车站接她。那时已是5月，广州的天气热起来了。离春运已有一大段时间，但偌大的火车站广场依然被人填满了。他们躲在矮矮的树下，高高的立交桥下，公交车站牌下，屋檐下，更多的呈露在烈日下，或蹲，或坐，或躺，或站。行李包是他们的枕头、席子、座椅。他们来了，又走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更长或者更短。时间对于他们应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他们在这座城市默默行走，困了睡觉，天亮起床，在节日来临时停下匆忙的脚步。他们把梦想的种子撒在城市的角落里，可是，在坚硬的水泥地里又怎么能够孵化、生根、长芽呢？他们一批批来，又一批批走。他们留下的脚印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荡然无存。我站在火车站的出口张望，就见到朋友的妹妹小小的个子包裹在人海中，像涌起的一朵小浪花跃现在我面前。她在那家公司上了三个月班就辞职走了，说是去了东莞，后来又在深圳、中山、珠海这些城市之间穿梭，再后来，我就没有她的消息了。在茫茫人海中，我该到哪里才能找寻到一条认识的鱼呢？她给予我的影响，就是把这个女子带到我的面前。她们一起出现时，说是她的同事，叫大姐，然后，吃饭，聊天；然后，打电话，煲电话粥；然后，单独见面；然后，就是这个晚上。那时，我不知道朋友的妹妹又在哪里了。两人在石牌旁边的一家潮州菜馆吃饭，埋完单，还坐着。在快下班接到她的电话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这个晚上在我们两人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其实，在两人眼睛的第一次碰撞时，我就知道我和她交往的走向。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肩并肩走出餐馆大门，右转，石牌村高高的牌坊看着我们的身影在一步一步地向我租住的地方靠近。开门，上楼，开门。脱鞋，坐下，对视。微笑，执手，拥抱。语言是多余的。在两人傍晚见面那一刻起，语言已经在我们中间消失了。我一直认为，爱是做的，不是说的。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她把烟头在窗边按了按，随手丢到窗外去。床单因为这些动作已经从她的身上脱落。她光裸着身子，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再次感到紧张，手脚无措。我多么希望她开口，询问或者责怪。我不敢和她对视。我不知道事情的突然中断究竟是因为什么，就是那清脆的响声吗？
风从窗外进来，吹动窗帘，吹响了我悬挂在窗上的风铃。那是过生日时一个女孩子送给我的，用二十八个香雪口服液的空瓶子编织的。我不知道女孩这个晚上和谁在一起，就如她不知道此刻我的紧张和不知所措一样。她留给我的印记，就只剩下这串不时叮作响的风铃了。
1998年，当一场爱情再次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成了单位一些大姐们关心的对象。她们张罗着给我介绍女朋友，就认识了那个女孩，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们说，她的单位好，收入高，一个外地人在广州最好娶一个本地的。那时我对爱情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好感，我的灵魂在我的躯壳外面游走，我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就见面，女孩给我的第一印象还不错，长相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寡言，温柔。打电话，见面，吃饭，看电影，聊天，泡吧，像身边所有谈恋爱的人一样。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结婚就不是了。第一次上她家是快到中秋节的时候。她家在沙面，那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靠近珠江，欧洲风情的建筑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领事区，安静，典雅。她的父母对我客气，有分寸的热情。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我大部分时间望着珠江。阳光均匀地撒在水面上，江水像缀满珍珠的绸缎，在风中起伏、晃动。一个打鱼的男子躺在小船上，他可是睡着了？一些突突突响的船开过来，又开走了。女孩在屋子里忙来忙去。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我那时没有想到，一些年后我会带着另一个女子和我们的孩子再次走进沙面。我是以为我们之间应该可以走在一起的。吃完午饭后，她带着我走亲戚，一家又一家，三姑六婆，七叔八姨。他们说着我一点都听不懂的话，他们要我这样或者那样。我在那些人中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烦躁。我想起朋友们提醒我的话，想娶一个广州人可没那么简单，他们亲戚多，规矩也多。争吵开始介入我们的生活，离开成了我当时惟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