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广州 广州
作者：陈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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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转，然后，向右转
从我六楼的出租屋出来，下楼，左转，在两个人相遇必须侧身才能通过的小巷子走二十米，一堵围墙挡住了直行的路。那是石牌小学的围墙。我没有到过墙的那一边，我不知道那边是否也张贴着治疗淋病、梅毒这样的小广告，挂着关于房子出租的硬纸皮。纸片上的字像鸡爪子一样难看。围墙的下半部潮湿，到处可以看到斑斑点点的青苔。那就是围墙的梅毒吗？青苔被鞋子或者别的硬物刮伤，伤口狼藉不堪。和青苔相伴的，是塑料袋、旧报纸、破酒瓶、一次性饭盒，偶尔还可以看到用过的避孕套。
顺着围墙走上三十米，就到一家叫“健康”的诊所门口。那门口一样的脏乱，垫在台阶上的地毯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而且千疮百孔。那块写满了“治疗肝炎、尿道炎、阴道炎、淋病、梅毒、无痛流产”等项目的招牌一副站累了的神情，无精打采。白色的招牌因为风吹雨打、因为尘土，已经发黑了。每次经过那里，都能看到身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觉得奇怪，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看病呢？有一个晚上，我半夜肚子痛，折腾了很久，最后打120让救护车送进医院。房东后来告诉我，去健康诊所就可以了，那里收费便宜。
诊所的边上是石牌村通往黄埔大道的一条主要街道。那条街上二十四小时都塞满了行色匆匆或者游手好闲的人。在那里行走还得小心翼翼，千万不要和人撞上，否则就可能惹祸上身。我就看到一个小年轻不小心碰到一个家伙，那人手中的瓶子掉到地上，碎了。马上几个人围上来，要他赔偿。街道的两边是水果档，卖水果的老板身边都放着一把长长的水果刀。水果档的旁边是一家白天关门、晚上营业的录像厅。录像厅的门口永远垂挂着一块枣红色的布，布的下面是一块小黑板，黑板上面写着播放的录像名称，从晚上6点到清晨6点，两个小时一场。那些录像不是武打的就是艳情的，一般上半夜是武打，下半夜是艳情。有时凌晨从那前面经过，还可以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女人在床上喘息的声音。录像厅斜对面是一家小食馆。我在那里看到一场精彩无比的打架，比电视和小说上的要高超一百倍。一伙穿黑衣服的匆匆而来，片刻工夫就全部消失在小巷子里，留下几滩鲜血、一根手指头、东歪西倒的凳子椅子，成为碎片的碗和碟子。
在小食馆的前面左拐，开始进入石牌村的内部。光线像被一双有力的手硬生生折断，眼前的东西顷刻间变得模糊不清。我总是在这个时候把脚步放慢，让自己适应从明亮进入昏暗的反差。他们把我当成找房子的，围过来问我，要不要租房。我又看到那个白头发的胖女人。她站在一家士多店的台阶上对我点头。她曾经带着我看房子，那些房子不是太暗就是太小了，我没有看上。大半个下午过去了，还是在村子里走走停停。她就不高兴了，用广州话嘀嘀咕咕说个不停，她可能以为我听不懂。我笑着告诉她，我不租了，然后给她十块钱。她一下子显得非常不好意思，坚决不要。在推推搡搡中她对我说，以后租房子就找她。我还是没有找她，但她记住了我。我没想到我在石牌村又多了一个熟人。有时在路上遇到她，她总是要和我说几句。我一直以为她不会说普通话。她回答我，在石牌村听来听去就会了。
巷子里的地上永远像吹南风的春天一样潮湿。我对春天厌恶的态度与我在石牌村多年的生活有关，那种黏乎乎、湿漉漉一直让我觉得不干净。垃圾的污水、窗口上衣服的滴水、还有阳台角落没有拧干的拖把。密集的房子把太阳的光线挡住了，艰辛挤进来的又显得有气无力，软绵绵的。流水的声音就像是对阳光的嘲笑。多年后，我回想自己行走在那些小巷子的形象，就像一只左右跳跃的青蛙。两只手轻轻地、不被人轻易看出地拎起裤脚，在干洁的地方腾挪。
一间卖影碟的店子立在路的尽头。我在店子的门口停下来，和他们问一声好，就低着头匆匆左转。我曾经在那里买了几张碟，小老板和他的妻子就记住了我。每次看到我，总是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告诉我，又来了什么最新的片子，好莱坞的，奥斯卡的，或者什么贺岁片，有时还小声地对我说，有外国的劲片，全露的。在他们的盛情面前，我的拒绝让我心虚，觉得自己像一个欠人家钱财的穷人。而他们却益发热情，有时还走到店子外面，想带我进去。那段时间，怎样通过影碟店前面甚至成为我烦恼的难题。它仿佛就是一座筑立的碉堡，在我进入小巷子的时候就开始向我开枪。后来，我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我就和他们说话，但脚步继续向前。
我在一家金店的前面停下来。老人还是斜斜地靠在藤椅上看报纸，鼻梁上的眼镜像深秋枝头上的一片黄叶，轻轻一阵风就会掉下来。我第一次见到这家金店，金店里的这个老人，他就以这种姿势呈现在我眼前。他身后那幅旧上海滩美妇人的海报一直张挂在那里，那双风情万千的丹凤眼含情脉脉地看着老人和从门口经过的男女老少。地板和洁白的墙壁一样干净。他怎么会选择在石牌村这样的一条小巷子开这样一家卖金银首饰的店子呢？除了他，我还没见到店子里有过别的人。就这么冷清的生意，老人怎么维持呢？他焦急吗？他孤独寂寞吗？他的前尘后世呢？老人并没有因为我站在门口就停止他的阅读，他手中的报纸一动也不动，他的眼镜还是斜斜挂在鼻梁上。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和老人聊聊天，我甚至想过假装成买金制品的顾客和他搭话。但老人的姿势，他身后的海报，他手中的报纸，他门可罗雀的店子和店子里光净的地板，成了一道高高的门槛挡住了我。我离开石牌村时，老人的金店还在那里，老人还是安静地斜靠在藤椅上看报纸。枝头上的那枚黄叶更加金光灿烂了。
在金店前面左转走上五十米，就到了一间棋牌室。1999年以后，石牌村里的发廊一间一间少了，多起来的是棋牌室、网吧、小电影室。我进过那家棋牌室，一地的烟灰、烟头，一屋重重叠叠的烟雾，一片影影绰绰的人头，一堆又一堆的声音。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在网上和人下围棋，但我的棋瘾在漫长的晚上和城市夜空的星星一样时隐时现。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矮矮的桌子，桌子上的棋盘和棋盘边那个斯文的男子。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棋牌室里的规矩，其实就是一种赌博。我从未把下围棋这样的事情和赌博联系在一起。我坐下去，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话。我后来才知道，我是新人，他不敢贸然开口。我邀请他下一盘，他问我怎么算。我说费用我包了，反正一个小时十块钱。他又看了我一眼，说，你是高手，几段？我连忙回答，哪里哪里，刚学的，就是喜欢下棋。他第三次看我，说，我们这里是要赌钱的。我一下子愣了。他可能以为我怕了，脸上浮出一层笑容，不要怕，就五十块钱一盘。这个时候，几个人围了过来，他们告诉我，不要怕他，他的水平很臭的，你肯定能够赢他。还有人说要买我的码。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是一伙的，但我不想起身离开。我看着他，说，好吧，就一盘，五十块。我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块钱，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中放进上衣的袋子。那盘棋一开始下得很快，还没到中盘就慢下来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嘈杂的声音和环境中我频频出现昏招，大好的形势像我的必胜信心一样在一点一点地减少，但我的胜势还是非常明显。快到收官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突然在我耳边说，你还是输好，破财消灾。我抬起头，看到一个人从我的身边退出去。他笔直的身子在人群中显得特别另类。我看了四周围观的人，他们看着我。我知道，我必须输掉这盘棋，我必须输掉五十块钱。我把手中的白棋子放在桌子上，从上衣的袋子里拿出那五十块钱，又数了盘面，然后，我说，我输了。这时，我听到一声奇怪的笑，但那笑声很快就断了，像被谁折断在喉咙里。我起身时那个年轻人没有动，五十块钱在一片黑白子的上面像一块长出来的伤疤。后来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那个年轻人，他叫住我，问我那盘棋为什么要故意输给他。我看着他，没有回答。我在棋牌室还没有输给别人，什么时候我们好好下一盘？他问我。我还是没有什么言语。下棋对于我只是一种爱好，在他那里可能就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了。我们能够一起端坐在围棋边上吗？第二天我就离开棋牌室了。他告诉我。那家棋牌室的烟雾慢慢地在我的心中消退，我想我和他应该可以认认真真下一盘棋的时候，我却再也找不到他了。不久，那里就关门了。紧闭的铁闸门再次打开，招牌已经换了，变成了麻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