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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
作者：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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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
“现在”明白的要比“过去”以为的更进一层，既是对《史记》及其作者的认识更进一层，也是对自我的认识更进一层。而促成这种进一层认识的，主要是他所遭受的挫折、失败和困难重重的现实处境。他从个人生命的曲折来路中体会，仿佛与创造了伟大文学的作家对晤会心：“从文学史上过去成就看作者，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
“《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粘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中国史官有一属于事功条件，即作史原则下笔要有分寸，必胸有成竹方能取舍，且得有一忠于封建制度中心思想，方有准则。《史记》作者掌握材料多，六国以来杂传记又特别重性格表现，西汉人行文习惯又不甚受文体文法拘束。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
几天后信里重谈这一话题，而用语更简：“……列传写到几个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竟如一个一个画像，须眉逼真，眼目欲活。用的方法简直是奇怪。正似乎和当时作者对于人，对于事的理解认识相关，和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也有关。”《史记》的非凡成就是怎么取得的？沈从文的思路，是马上从作品跳到作者，从文字跳到人生。“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这是要害。前面曾说遭遇不堪生活之后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应该主要是这个方面的所指。
“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
前面追究个人生命的历史，其实也是检测个人从过往的各种经验中所受的“教育总量”。人生所受“教育总量”和人生所担负的“时代分量”，以及个人生命本身的“分量”，表述各有偏重，实际难分难解。进而又言“痛苦忧患”，愈发逼近情绪和思想的核心。这种“痛苦忧患”，由个人所承受，承载的内容和含量却与历史和时代紧密相关。只是这种相关，却不是顺从或满足历史和时代的“事功”要求，也不是随波逐流。“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惟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由个人的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情形。……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
与“痛苦忧患”相关，与作者生命“分量”相提并论的，是作者生命的“成熟”。“成熟”这个词，沈从文在这里也不是随意写下的。他自觉此时生命储蓄的能量已经达到饱满的状态，只要条件许可，就可以化为创作。内江实际的生活经验使他体会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人事印象，这些见闻，这些景物好好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即可形成一种不易设想的良好效果。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在悬崖间绝对孤独中体会到这个存在时，更深一层理会到古来人如杜甫等心境。”沈从文常常走到住处附近的一个悬崖顶上，“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各个远近村落，都有我们同队的人在工作，三天有一部分可见到。表面上我和他们都如有点生疏，少接触谈笑，事实上生命却正和他们工作在紧密的契合，而寻觅那个触机而发的创造心。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信任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人实在太脆弱渺小。体力比较恢复时，我理会得到，新的历史的一章一节，我还能用文字作部分重现工作，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如果过去工作有过小小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有个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特别是对于人的爱与哀悯，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
“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因之用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与同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
“有情”从哪里来？由痛苦而成熟而“有情”。而现实中却缺乏这种“有情”，亦即缺乏“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为什么呢？沈从文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似乎是因近三十年教育的结果，有些感情被滞塞住，郁积住。又似乎因教育分科，职业分工，这些情感因过去和学业和职业的现实需要都不合适，在适当年龄中不曾好好培植过，也即始终不能得到好好发展机会，而逐渐使这类机能失去作用。”也就是说，现代教育在情感的培养上可能存在缺失；“又似乎这种对一切有情的情形，本来即属于一种病态的变质，仅仅宜于为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而非一般人应有的。”即便是后者，对一切“有情”只宜于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以此衡量眼前的文学艺术及其从业者的话，“有情”也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