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
作者：张新颖
字体： 【大 中 小】
简单的引言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这个团大约有六百多人，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只船到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11月4日到重庆，分在第七团四队，11月13日到达产糖的川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一直到次年2月下旬，土改工作才告结束，到重庆开总结会，再乘船到汉口，换火车回北京，到家里已经是3月上旬。前后四个多月。
沈从文1949年初“精神失常”，到秋冬逐渐恢复；1950年3月进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12月毕业，后回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曾就此事问丁玲的意见，“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平心而论，土改川南农村之行，尽管条件艰苦，沈从文的身体也一直为病痛困扰，但大致上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空洞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同为“教育”，沈从文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同时，他内心里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恢复自己用笔的能力。
土改的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他此行的经过、闻见、感触、思想，有细致详尽的描述，为了解此一时期的沈从文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所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丰富复杂，不可简慢对待。在这里，我们并不全面处理此期的全部书信，只选其中《夜读<史记>》的一封，参照其他信件，来体会他这个时期的情感和思想。
声声入耳
这封信是1952年1月25日写的，这天是旧历腊月二十九，前一天沈从文的信中就说到过年，但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信是写给全家人看的，称呼是“叔文、龙、虎”。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家信，给妻子的最多，给孩子的次之，妻子和孩子一起的只有四封，而这四封信，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这里工作队同人都因事出去了，我成了个‘留守’，半夜中一面板壁后是个老妇人骂她的肺病痰咳丈夫，和廿多岁孩子，三句话中必夹入一句侯家兄弟常用话，声音且十分高亢，越骂越精神。板壁另一面，又是一个患痰喘的少壮，长夜哮喘。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
这是他居住和休息的环境。隔壁的夜骂，其实他早在1951年12月13日就向家人报告过了，那时的描述还要具体：“隔壁住了户人家，半夜有鼠咬门板想进到我们这边来，那边有个妇人就喃喃的骂：‘你妈来个……’，并摇动床铺，捶床边，还不济事，就用个竹竿子乱打，各处都打到。木桶、缸子、家私、门板，各处都打到。可是耗子大致是在什么柜桶后边，理会这个竹竿子总不会打到身上。床上人带骂带打时，它就停停，竹竿子一停，它又动作，这么搞了半夜，一切正像是为了款待一个生客而举行。住处四铺床，住五个人，其余到县里开会去了，就只我听了半夜。特别是那种半醒半梦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大致三方面都闹得十分疲倦时，才告停止。醒来头重心跳，在院子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1952年1月20日信又说到隔壁老夫妇每夜必吵架，而白天不声不响，“生命如此真可怕”，“只有左拉有勇气写它，高尔基也写过它”。“从争辩中可见出生命尚极强持，但是白天看看，都似乎说话也极吃力，想不到在争持中尚如此精力弥满，且声音如此刚烈，和衰老生命恰成一对照，奇怪之至，也可怕之至。因为理解到这种生命形式如何和一般不同，实在令人恐怖”。
1952年沈从文私下尝试创作了篇幅很短的《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之一》，写到隔壁的这一家：“第四家成分不定，三口人，老夫妇已过六十岁，青年二十六岁。这一家是十月里才从乌龙寺搬下来的。原是个道士，看守庙宇管香火，做了点庙里庄稼。乌龙寺改了保国民学校，这一家人才下了山。……白天一家三个人就坐在灶房里煮豌豆烤烤吃，一句话也不说。每到半夜，总是忽然吵闹起来。有时老夫妇对骂，有时又共同骂孩子，声音和一个钝刀子在空锅里刮一样，刮刮又停停，骂得个上气不接下气。老的还半夜咳嗽，直到天明……”春节过后，老道士死了，当天就埋，“一院子都照常，只有晚上去茅房，在屋外竹林子那边，看到一点东西，一个竹竿子扎好用白纸糊成的小灯，里面有个小碗，装了点油，有一苗苗火光，象征生死之间的一点联系，别的再没有什么”。
打骂老鼠也好，骂丈夫和孩子也好，夫妇吵架也好，沈从文不厌其烦地写这些，为什么呢？只是要抱怨影响和干扰了自己吗？如果完全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那么这些东西就只是自己生活的环境，不免就会从是否于自己有利来做出评价；如果不那么自我中心，就会意识到，这也是生活，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沈从文对这种生活在不同的时刻感受有差别，但意识到这本身是一种生活，需要去理解这样的生命形式，则是一致的。哪怕这种生活和生命形式可怕到只有左拉和高尔基这样的作家才有勇气写它。事实是沈从文这个被认为是“唯美”的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这种令人难受的声音，在一月十三日，他还写到另一种哭骂声：“闻隔壁三岁小孩子哭得伤心，难受得很，大人不管，就听他哭下去。我就一面听着这种哭声和那个妇人骂孩子声，一面两肋痛着，在摇摇灯光下写这个信。手足的血都缩到胸部。”所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可不像在书斋里说说那么风雅。
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命形式，非但不风雅，而且可能是可怕的、痛苦的和沉重的。刚到土改驻地接触了一些人事不久，沈从文就给妻子写信说：“一个人，如果真正理解到另外一种人的生命（灵魂）式样时，真是一种可怕的沉重，我一定要好好重现到文字中。……我看到苦难的一面，又看到新的生长的一面，我看到这些东西，却进而要来重现这些东西，为了一种责任，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
有意味的是，在遭遇了这样的生活之后，他说“这时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什么“好处”？“切题处”在哪里？他没有说下去；那么这次他在“两面夹击”情形下读《史记》，会读出什么来呢？
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
他是先看“新书”的，可是只看了一会儿；如果说是“目力”不济的原因，那看《史记》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许那个《史记》选本的排印比“新书”节省“目力”？但他能够在油灯下“反复来看”，以至“度过长夜”，看来还主要是“情调”的原因。
“新书”怎么就“情调”不符呢？这里的“新书”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不能确指；但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多次谈到的“新书”，指的就是与当时形势结合紧密的土改文学，范围再大一点，是指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兴文学。书信中多次提到的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虽然是1943年发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时代”文学的标高之作。就在五天前（1月20日），他还在看赵树理1946年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早在路上乘船时，沈从文就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但跟妻子说起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却和跟孩子说的不一致：“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重看看《李家庄的变迁》，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惟过程不大透，……背景略于表现，……是美中不足处。”后来，当他实际接触到农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对孩子的口气也变了：他说，现实中的人事“比赵树理写到的活泼生动”，“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甚至说，“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的故事”。而对置身在土改现实中，却忽略现实而去看土改小说的人，他更是不以为然：“年轻人却以为村中无一可看，赶回住处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