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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6年第2期

无人看见的城市生活(外一篇)

作者:傅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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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店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客人还没有自己吃饭的人多。邱宁把包间租了出去,给别人放录像用,以减少高额房租的压力。我对邱宁说过几次,包给别人可以,但不能作录像厅,风险太大。录像厅完全靠毛片赢利,录像一放,整条街都听到女人啊啊啊的声音。邱宁说,不会的,是他放,又不是我放。隔了半个月,一天深夜,邱宁打电话给我,说,录像厅查封了,要罚他两万块钱,快找找人吧。我赶到店里,巡警走了。邱银坐在空空的录像厅里,双手紧紧地捂住脸。还有几个民工扑在凳子的靠背上哭。邱宁说,录像散场了,守店的邱银睡不着,一个人放带子看,五个在广场挖土方的民工,听到啊啊啊的叫声,也跑来看。邱银收了三个人的钱,一人一块,另外两个拿不出钱,也一起看了。民工的屁股没坐热,巡警就来了。钱没罚,但店再也开不了门。
  后来我陆陆续续听到几个朋友说,邱宁借了许多债。也有人说他去了广州,也有人说他去了上海。我偶尔会接到他的电话,说一些近况。我知道他还在上饶。大概是1997年,快过年了,他跑到我办公室,说,想在市区的街面上开一个摄影店,还差一些钱。他说差两万,你借两千就可以了,其他的也说好了。我打开皮夹子,说,拿去吧,做事是好的,以后再说还的事吧。我再没有像那天那样,仔细地看他。他个头矮矮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在他脸上卷来卷去。我突然说,我们晚上去玩牌吧,我们已经有两年没玩牌了。他玩牌,赢了,会小孩一样哈哈大笑,一边拍桌子一边说该死该死。
  不知道是哪年的哪一天,在南门口做祷告的地方,我遇到了邱宁的母亲。她没怎么变,只是走路更慢了,视力也没以前好,快入夏了还穿厚厚的棉袄。伯母说,你遇见邱宁,劝劝他,快四十的人了,应该有一个家。我说好的,好的。伯母的胸前挂着一个金属的十字架,手上提个包袱。包袱里是她给别人看的基督歌谱。也是那个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到铁路边的出租屋里找他。我站在楼下,就听到他房间里妇女嚎叫的声音。我咚咚咚跑上去,一看,是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女子。中年妇女穿一件呢子的秋装,手上戴着戒指,头发遮了半边脸。她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一边用手拍大腿,一边说,你个游手好闲的穷鬼,你会害了我女儿,你靠什么养她。她抹了一下嘴唇,又说,小学都没有毕业,我女儿可是读了高中的。年轻的女子双手插在衣兜里,右眼皮有一块疤,脸上都是泪水干枯的痕迹,像一张晒干的腌菜叶。疤眼皮说,穷也是我选的。邱宁的裤子上有脚印状的灰尘,衬衫斜斜地拉开,露出手指甲的抓痕。他靠在卧室的门框,用手摸着嘴角的血丝,一言不发。中年妇女说,那好,拿两万块钱来,拿不出了吧,两万块都没有,还讨什么老婆。她站起来,一把扯住邱宁的头,往门框撞。我一把拽住她,说,你是卖女儿让你女儿做妓女好了。中年妇女呜呜地滚到地上,打起滚来。疤眼皮用灵溪话说,你不走我走呢。
  我结婚前几天,疤眼皮和邱宁还来过我家里。我们在玩牌,她在边上看。她在一个企业上班,上夜班的时候,邱宁就骑一辆破自行车接她。那辆车除了三脚架,其它的部件都换了。骑起来咯吱咯吱地响。我认识那辆车,它驮着我走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其实疤眼皮还算是看起来舒服的,皮肤洁白,身材丰满高挑,说话温文尔雅。
  这么多年,邱宁也没把照相馆开起来。他到别人的照相馆了,当了摄影师,照数码彩照。他自己的照相机都挂在了家里。我小孩的每个阶段成长的照片,都是他照的,他塑封好,或嵌好镜框,送到我家里。我家的水管,灯泡,电路,锁,等等,出了问题,都由他解决,面对这些,我相当于弱智。而他一根烟的功夫就完事了。他只读了三年的小学,他学过石匠,做过木工,修过锁。有一次,我们谈论过年这个话题时,说到小时候没东西吃,全靠过年有肉吃。我们几个从乡下来的城里人,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他一直看着我们笑,嘴巴瘪起来。他说他十三岁那年,在武夷山,做窑工,伐木,过年的时候,用脸盆架在石头上烧肉吃,住在茅棚里,天下着雨,雨水哗哗哗地落在肉里,成了肉汤。
  他每次来我家,我老婆都劝他,要生个小孩,没钱,家还是一样的。他说,他的结婚证还没领,没房子,女的不让领。去年秋,邱宁跑到我家里吃饭,一脸哀哀的。他喝了几口汤,就放下筷子了,我说怎么啦。他说,那个女的,把他这几年的存款卷跑了。那个女的说,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看不到想看到的东西。我也一时无语。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在市里,我已经生活了十二年,但我始终没有融入这个身披铁甲的怪物。我不是一个清高的人,有时甚至很世俗,但我找不到通往城市的道路。它在哪里呢?也许这就是城市生活。没有门,也没有路,到处是墙。我和邱宁一样,除了职业和长相,没有区别。我们苦苦挣扎,又要获取什么呢?我这几年,很少出门了,上班,回家陪妻小,偶尔写点豆腐块,有好几次,我想外出挣钱,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像老人一样,过着简单的生活,不为人知,也不为己知。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也是暂时的,是行军路上的休整。生活虽然让人很容易疲倦,容易撕裂人,但我们都必须好好生活,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退路,没有可以躲藏之处。
  
  暗室
  
  楼上的汪师傅向我抱怨说,我对门的小范已经三个月没有交水费了,敲不开门,不知道小范这几个月干什么去了。我说,年前我就没看见过他一家了,我有他电话,我问问吧。小范是我的同学,但几乎没什么来往,只有我在家玩牌的时候,三缺一,才叫他。他喜欢玩牌,麻将,扑克,样样精。他早我两年结婚,他的老婆是燕鲍翅酒店的前台经理,姓爱。他的职业是摄影,我和我家人的影像,大部分出自他的手。他嘴巴叼一根烟,烟灰长长的,快要掉了,他也懒得弹,他右手捏着猪腰花一样的快门线,说:“看着镜头。头发乱了!把衣领翻好。好了,好了。”他的眼镜上有一片微弱的反光。我说,没有把我照成秃头吧。他嘿嘿地坏笑。小范是独子,他爸爸是个地级领导,我几次问他,为什么不和父母一起住,他说他父母反对这门婚事,是他执意娶爱的。
  “范东东,你这几个月死到哪里去了。”刘师傅一离开我家,我就打电话给小范了,“你的水费要不要交啊。”“我打个电话给爱,我催催。”“你也太官僚了。”“不是我官僚。这套房子判给她了。”他的声音有点混浊。“你不要搞摄影,去保密局算了,离婚了,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挂了电话,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老婆洗了碗,靠在取暖器边上,为女儿烤内衣。女儿三岁了,坐在小板凳上看《西游记之取经路上遇圣婴》。老婆低着头,时不时地轻轻咳嗽,头发有些乱。老婆在婚前有一条一米长的辫子,走路的时候,辫子一晃一晃,我说长辫子吸血,剪了吧。在去剪的路上,我想,我一辈子不会离开她。取暖器的光映照着老婆的脸。她还是穿那件红色的外套。外套穿了五年了。我低声地叫她,她回过脸,看我。我说,你买几件好的衣服吧,我们不要指望把钱留到一百岁的时候用。我又说,明天开始,我负责买菜。我老婆笑了起来。
  隔了几个月,我才知道小范离婚,是因为爱和酒店老板有私情。爱是一个文弱的女子,头发拉得酥软,白衬衫蝴蝶结,或套裙,一看就知道是搞酒店管理的。小范离婚之前,我没有看出任何的迹象。她每天回家,差不多我都入睡了。一个月,有那么几次,她床头磕碰隔墙的声响,会把我吵醒,咚,咚,半小时后,她卫生间哗哗哗哗的冲水声,脸盆的泼水声,拖鞋的趿拉声,把长夜拖入死死的沉寂。小范负责儿子上幼儿园的接送,买菜,烧饭。他家地上是杂乱的玩具,柜橱里是发霉的过季衣物,沙发坐垫露出拳头大的洞。我听过一次他们吵架,隐隐约约的,男的说,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回家。女的说,盘账。男的言辞比较拙,沉默了,女的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酒店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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