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无人看见的城市生活（外一篇）
作者：傅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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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过早地在我的生活中退休了，算起来已有十年。我用过两辆自行车，一辆是乡下教书时骑的“飞鱼”牌28车，车子是我大哥在镇里赊的，120元的车钱，我花了3个月还清。过了一年，我进了城。尤少兵把他的“坐骑”送给了我。那是一辆26车，用了两年，但车架还是闪闪发亮的。尤少兵说，28车笨重，骑起来像个贩卖猪仔的人，26车载女孩子比较优雅。真是可惜，我骑了5年，一个女孩子也没载过，很是对不住好朋友的一番心意。在县城呆了3年，我又到了市里。在市里上班，但还是借租在县城，每天骑自行车往返。直到1995年夏，我搬到一个叫邱宁的朋友家居住，才结束了这种鸵鸟一样的生活。26车也结束了它的里程——我一直走路上下班。邱宁是搞摄影的。他也是借租的。
那是一栋三层民房，紧靠铁路。我们住在二楼。一楼是一个搞运输的租户，三楼是房东一家。很长的时间里，我无法正常入睡——火车声滚滚而来，洪水一样肆意。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热爱。——穿过铁路，大片大片的灌木翻卷，茅草涟涟，牵牛花一直铺到火车消失的视野里。尤其在秋天，墨绿和橘黄的色彩，堆叠在郊区这块画板上。薄暮余晖，熔化在缓缓奔流的信江，天穹下坠。灰烬的，充满回声的，凹进胸腔的。秋天，乍看上去，显得有点板滞。它美得如此简单，一如人的本原。我经常吃过晚饭，到那片丛林里散步。天空弧形，与不远处低矮的荒丘相衔。火车经过，我看见一对对情侣，在晃荡的气流中，紧紧拥抱在一起。
暗房设在邱宁的卧室。它更像一个单身汉的展览室，或者说，是一张布满灰尘的静物速写：被褥还是下床时掀开的样子，床架上搭着一件芝麻花的睡衣，几双旧皮鞋不规则地躺在床底下，寂寞而无辜，靠床的桌子上有扑克牌、洗发水、摩丝、写不出字的钢笔、掉了牙齿的头梳，窗下是两个纸箱，里面是衣服，裤子，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进门的右墙下也是一张桌子，有一个水盘，压手裁纸刀，15瓦的台灯。邱宁就在这盏灯下冲洗照片。我从他冲洗照片的张数，可以计算出他一天的收入——5寸的5块钱一张，6寸的8块钱一张，7寸的10块钱一张，底片4块钱一张。他在一座商贸城的三楼，租了一个小店面和一个摄影间。他以照黑白照为生。他照片的张数，每个月都在减少，有时连续几天一张也没有，这有可能是生意越来越冷清，也可能是他根本没上班，而是躲到某个人家里打麻将。邱宁洗照片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看，他边洗边教我。真是丢脸，我一点也记不住——我对许多东西是极其笨拙的，怎么教也不会，比如换保险丝，每次断了，我都打电话叫电工来修。在暗房里，我看着人在水中的相纸上，慢慢显现——这个过程，和回忆没有差别，甚至可以说，那是回忆的本质——驻足停留的瞬间，姿态是那样的打动人心，在我们孤立无援时浮现。
其实，我没有打算在市里居住，我的朋友大部分在十华里外的县城。假如我没有回县城，晚上基本上是在电影院里度过前半夜，脚搁在椅子上，呼呼酣睡。和我一起酣睡的，还有邱宁。散场了，我跑到他家搭床。搭了几次，邱宁说，我隔壁还有一个房间，你一起搬过来住吧。我说，也没有什么可搬的，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捆书。我一直觉得县城是我生活的一种补充，但我也说不清，到底补充了什么。它只有一条五华里长的街道，两个“丁”字路口，被我的脚步翻阅了几千次。而很多人是在县城上班，居住在市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反向”生活的人。
和邱宁一起生活的，还有他年迈的母亲。他母亲是个基督信徒，饭前会祷告，筷子摆得整整齐齐，低头，微微闭上眼睛，左手按住胸口，右手抚桌，嘴唇激烈地磕碰。我叫她伯母。伯母的卧室兼餐厅用，有一个外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乌黑发亮的铁轨。泥浆一样的阳光，通过这个甬道，喷射到我们脸上。有时候我午睡晚了，也不去上班，端一把竹椅，坐在阳台上发呆。伯母会靠在门框上，对我说：“你是邱宁的好朋友，你要多劝劝他，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不讨老婆呢？”她个子矮小，头发斑白，脚小，走路很快，脸上爬着一层层的皱纹。我说，我已经劝过多次了，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伯母穿一件黑褐色的对襟衣，一边喝茶，一边用茶水抹头发。她又说，邱宁从小丧父，吃了很多苦，你多帮帮他。伯母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吃了早餐，去买菜，回家唱耶稣歌，下午小睡，唱耶稣歌，星期天去和姐妹们聚会祷告。伯母不识字，但能够背大段的经文。她经常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眯起眼睛，看来来往往的火车。我不知道伯母的心里，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她说，上帝看着我们生活，上帝就站在我们身边，但我们看不见他。阳台的十里之外，就是她的家。那个地方叫灵溪，饶北河从那儿汇入信江。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到过这个十里之外的小镇。她的房子在她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倒塌了。她很多次向我说起邱宁父亲死的情景。她说，孩子的父亲把头靠在床沿，张开嘴巴，眼睛看着她，一直看了三天。她的脸上有着别样的平静和慈祥。她的脸被她的背影所吞没。
我隔三差五在伯母那儿混饭吃。她喜欢烧鸡排和排骨煮冬瓜片。厨房在一楼的柴火房，她烧好了，叫一声：“邱宁，端一下菜。”她声音很脆，不像个老人。烧好了菜，她一手扶栏杆，一手支着大腿，上楼。她的身子一晃一晃，像一个搬移的草垛。邱宁在家里，也会去烧饭。他能烧一手的好菜。但我不喜欢。他的菜多为爆炒，而我偏爱煮汤。吃过晚饭，我和邱宁翻过一个镰刀状的斜坡，走一段黑白片般的街道，才会看见城市遮掩的面容——我们透过门缝（虚掩的）看见厅堂里各色人等（假如城市是一所房子的话）。然而，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没有哪个人家的门可以让我们敲。我们晚间徒步的路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什么改变：水果批发市场——五三大道——广场——中山路——体育中心——水果批发市场。我们的房子比邻水果批发市场，腐烂的霉味和果酒发酵的气息，被风一阵阵地赶过来。我被这种气息迷住了，颓废，伤感。像一个可爱的妓女。
路线是一个“回”字形，我们不觉得单调，也不觉得有多少乐趣。我们边走边说，时不时哈哈大笑。街上的行人和我们没有关系。夏天，我们打个赤膊，把汗衫搭在肩上，油油的，身子发亮，拖一双没有跟的破皮鞋。这个城市，和我的打扮差不多。我们在影剧院的窗口会停留几分钟。那里每天有不同的海报。窗口里的脸，有淡淡的粉妆，粗糙，有疙瘩凸出来，轮廓像个冷花卷。回到出租屋，伯母会说：“回来了。”声音有点从自来水管里冒出来的味道。我们坐下来看电视。电视是14*(的，黑白，声音亮的时候，会呼呼地冒雪花。邱宁把天线斜斜地扭来扭去，在后背拍一下，屏幕又清晰起来。
现在想想，很后悔那时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女孩子的身上。上班是呆板的，很多时间在床上度过，蒙着头，眼睛却是睁开的，要不，就坐在窗前，对一张白纸发呆。我们都想寻找一些别的什么乐趣，但又找不到。我们没有理由，但也只好如此生活。城市就像一个迷宫，我们走来走去，找不到进口，也找不到出口。直到一年后，我才完全摆脱了这样的困兽式的笼子。我搬到了单位家属区居住。我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器一样高速运转，很少有时间找邱宁玩，这让我怀念起那个“回”字形。
邱宁打电话给我说，他开了家小菜馆，有空去吃吃。我去过好多次。小店开在市立医院对面，广场斜边上。酒店有一个大厅，一个包间，厨房也很大。掌勺的师傅是他弟弟邱银。邱银比邱宁小两岁，一直在福建做厨师，脸黑，额宽，有密密的胡茬，不爱说话。邱宁把心思都放在小店的经营上，摄影店几乎处于关门的状态。有一天，我到他店里吃饭，约好了去看电影，出门的时候，被一个女子堵住了。那女的劈头盖脸地把话泼出来，说：“你给我说清楚，我已经找你几天了，你个骗子。”我不认识她，我还以为她认错了人呢。我们往广场走，那女的跟了上来，又说：“你去哪里？不要脸的东西，就想这么溜吗？”邱宁停了下来，说，你干什么，你个烂货。我也停了下来。女的个头很高，穿一件红的东方呢长裙，颧骨凸出来，像两个鹅卵石。女的很瘦，那种干枯的瘦。她铁青着脸，嘴唇不断地抖动。她突然撕扯邱宁的头发，说，你个骗子，你不说清楚，我死到你店里去。我把她扯开，说，明天再说吧，我是他外地的朋友，约好了看电影，在街上这样不好。女的蹲了下去，抱住自己的头，双肩剧烈地起伏。我和邱宁打了个弯，回到了店里，电影也没看。这是我看过的第一个和邱宁有关系的女人。邱宁说，她做水果批发生意，来往有半年多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