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夏日午后
作者：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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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我推迟一个小时往家赶，就会舒服得多。首先阳光不会那么强，骑车会更凉快；其次可以不见那么多人，不用向每一个人都重复同一句话：我回来了。但事实却是，我在六点钟的时候就进了大街，这是我们小葫芦街的公共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坐在街两边槐树花的阴凉里摇着扇子。主要是男人和小孩。男人们三五成群扎成堆，打牌或者吹牛，小孩两腿之间夹着一根树枝相互追逐，他们在等着厨房里的老婆和妈妈喊他们回家吃晚饭。他们都看见了我大汗淋漓的样子。
“回来啦？”一个问。
“回来了。”我说。
“回来啦？”另一个问，“看热的，像从水里刚捞上来的一样。”
“回来了。”我说。
“哟，回来啦？一床被子就累成这样，”又一个说。“到底是知识分子。”
“回来了。”我笑笑说。
我把箱子上的被子扶了一把，自行车的速度放快了。这是惟一可以减少重复同一句话的方法，车子嗖地从他们身边过去，等他们看到我时我已经跑远了。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到了曹三家的小商店处我得拐弯，还是有一伙围在小商店的雨棚下打牌的人注意到了我。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我回头看了一眼，一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伸着脖子站在雨棚下，为了看清我只好从人堆里侧出身来，他向我举着右边的胳膊，手里的一把扑克在左右摇晃。他的样子像是斜插在人堆里。我认出了他是谁，初中时的同班同学，还是同桌，和我家隔三条巷子，可是我突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我还是十分熟悉地向他摆手：
“回来了，”我说。“有空过来玩。”
回头和他说话时，车轮子经过一块石子，差点把我给扔下来。
母亲正在院子门前的柳树底下给祖母剪头发。原先我家门前也是长着一棵大槐树，夏天我们都在树底下乘凉，满身都是槐花甜丝丝的香味。大约十年前，祖母责令父亲把槐树砍掉，她说槐树上老有吊死鬼垂下来，扭来扭去的看着心里难受。吊死鬼是槐树上常生的一种小虫子，软体动物，像蜘蛛那样顺着自己吐出的丝坠下树来，在风里像吊床似的摇荡。父亲舍不得长了多年的槐树，就说村庄里到处都是槐树，再说，砍了槐树栽什么呢？祖母说随便，只要不是槐树什么都行。父亲不得不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槐树砍了，然后栽下了这棵柳树。我们很快就发现柳树其实也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所有槐树的功能它都有，而且不生吊死鬼。祖母就更喜欢了，凡是能在树底下做的事都拿到树底下来做。比如现在，她就要母亲在柳树底下给她剪头发。剪头发的原因是天太热了，头发窝成一个大抓鬏不爽快。祖母早就抱怨天越来越热了，简直不让人活，恨不得把头皮给揭下去才凉快。今年她终于受不了了。
“再往下剪，”祖母说。
“不能再往下了，”母亲说。“再短就扎不起来了。”
“剪，剪掉的头发长了还能多卖点钱。”
“回来啦？”母亲说，喀嚓一剪子下去，祖母花白的长头发落到她的左手里。祖母的头发很多年没剪了。
“回来了。”我说，把自行车停好。“剪多了，奶奶，”我说，拿起镜子递给祖母，“你看，恐怕扎不起来了。”
母亲说：“不是说月底才回来吗？”然后看了一眼我的车子，“怎么把被子也带回来了，在学校里晒晒就行了。”
“我辞职了。”
“什么辞职？”母亲问。
“我不教书了。”我没有看着母亲，而是把镜子移到祖母的左后方，以便祖母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不干了。”
祖母突然抱着头啊地叫了起来，慢慢地哭出了声。
2
我说，辞职就是不干了，就是不再当老师了，不用再去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是我的表达。对母亲来说不是这样。对母亲来说，辞职是指丢掉了工资和铁饭碗，好不容易从小葫芦街爬出去又自甘堕落地回来了，然后面临的问题是，为了找点事干必须整天到处乱转，就像天南那样。母亲的嘴和手一起哆嗦起来，“就是，”她的整个身子都抖起来，“就是天南那样，蹲在家里，到处去偷鸡摸狗？像条找不到屎吃的狗？”
天南，我想起来了，余天南，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我最后半年的同桌，就是刚刚拿着一把扑克和我打招呼的那个。天南的名声在小葫芦街不太好，他常会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但一点一点就把自己给坏了。母亲用她通俗的方式基本上说明了辞职的现实含义，说不定辞职以后我在小葫芦街上众多种可能的生活之一就是母亲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像天南那样。这是我没想到的。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辞职以后干什么，辞职以后生活该怎样进行下去。
祖母叫了一声之后，慢慢地哭出了声。正如母亲所说的，一剪子下去后留下的头发太短了，根本不足以重新窝出一个小鬏来，甚至扎都扎不起来。祖母一边哭一边不懈地招拢剩下的头发，企图用她用了几十年的一根头绳把它们扎起来，没能如愿。当她意识到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的时候，哭声更大了，眼泪从两个皱纹堆积成的眼窝里向不同方向流开去。
“扎不起来了，扎不起来了。这可怎么办理？”祖母说梦话似的蠕动着嘴，“死都不能死了。这可怎么办理？”
“死不了不更好？”母亲的声音里孝敬老人的美德明显减少，有点不耐烦。“谁让你不干了？你说。”
“我自己。”
“什么不干了？”祖母还没有从悲伤里摆脱出来，问话比刚刚更像梦话。
“你孙子要回来种地了！”母亲没好气地说，剪子掉到地上，被无数的蝉声淹没了。
祖母一下子听懂了，停止了哭泣，站起来直直地看着我，右手捂着后脑勺上走不到一块儿的头发，看了我一会儿又看看母亲，说：“我去做饭。”踮着小脚进了院门，跨过门槛时被绊了一下，幸亏扶住了门框才没有摔倒。
我没法向母亲解释辞职的原因，我辞职是因为我不想再教书了。当你不想做一件事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所以我决定不干了。我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交到了校长室，校长不在。这样最好，省得他再盘问一番。在我们学校，主动辞职这种事还是史无前例，这份辞职报告对校长来说一定是个新鲜东西，尽管我在报告上已经写得十分详细了。我说的详细是指我明确写了辞职的原因是不想再当老师了，其他的是否说清楚了我不敢肯定，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我只是不想再看到学生整天被逼着趴在课桌上的样子，都读初中了，每天还要把单词和课文抄上五十遍，不管弄明白了和记住了没有。而我也必须这样折磨他们，如果我不这样干，学生记不住考不好，所有的责任都在我，校领导在每周两次的教师会上都要把我拎出来抖一抖。
我们的学生不可能考好，他们总是隔三差五地辍学，家里有了一点钱就来念两天书，没钱了就卷书包回家。大部分学生是出了校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其中因为交不起280块钱学费，初二年级一次辍学48人。我的班上走了10个。我去了一个学生家里，他的父亲对我说，要我儿子去念书也可以，你替他交学费吧。我只能回来了。在我的学校里，冬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着廉价的旧黄军大衣，站在僵硬的操场上像一棵棵枯死的老树，在寒冷里面无表情。他们不知道怎样展开自己的表情，枯燥的大衣抹杀了他们的性别。那个时候我就打算不干了。我觉得我不像老师，倒像个集中营的看守。现在学期快结束了，校长在会上强调，班主任必须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考试，否则我们的试卷数量与学籍上的人数不符，这个责任谁都担当不起。我要在考试之前周游全镇，到所有辍学的孩子家跑一趟，和他们约好什么时候来到教室里考试，然后亲眼目睹他们如何随心所欲地交上一份只有3分或者5分的试卷。他们过早地从中发现了生活背面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