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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派”及其终结
作者：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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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年龄段限，并不排除年轻后生的崛起。此中，有一个异数，便是张荫麟（1905年生）。此公属于早慧的天才，年仅十六便入清华，此后几年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学报》、《学衡》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并于1925年前后初露大家气象，开始了其学术丰收期。在“清华学派”的谱系上，他也与冯、金、朱、闻诸子同属第二代。可惜的是，此君家境贫弱，用力过勤，不善惜身，为情所伤，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学人硕果渐丰之时，不幸病殁。
其时，曹云祥、罗家伦、梅贻琦等相继主事清华，从全国名校网罗名师（多为全职），并吸纳大量归国留学生。此等气魄，在南北各国立、私立名校中，绝无出其右者。
以年度计，主要有：
1922：梁启超、陆懋德；1924：钱端升、吴宓；1925：王国维、陈寅恪、吴宓；1928：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陈福田、钱稻荪、冯友兰、邓以蛰、马衡；1929：黄节、蒋廷黻、叶公超；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罗常培、徐耀辰、杨宗翰、许地山、张崧年（申府）、商承祚、顾颉刚；1932：闻一多、雷海宗、许维澄；1935：潘光旦、李景汉。
以学校计，则为：
北京大学：梁漱溟、刘文典、邓以蛰；燕京大学：杨振声、冯友兰、顾颉刚；南开大学：蒋廷黻、刘崇、雷海宗、李济；北师大：杨树达；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宓、叶企孙、顾毓齀。
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师于北大、燕京诸校；史学系班底主要“搬”自南开；而理工科则假手于东大。在此后二十来年中，吴宓为清华培养了万千英才；而叶企孙则为清华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学部委员、外籍院士），开创了中国数理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定然冠绝中国。
至此，大批中坚人物悉数到场，清华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征为：大师办学，名师执教，文理兼顾；国学与西学并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清华学派”的气象日渐呈现出来。
此后的第三代人则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们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1920年代就读于清华，多为清一色的清华留洋归国生，如王力（1900年生）、贺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陈铨（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萧涤非、余冠英等也与清华深具渊源。此代人年岁略近前代（如俞与朱自清素有交谊，且仅小二岁），但仍属后一批队，主要是因其学术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队，与之有师承关系。此时身为陈寅恪门生的浦江清、吴其昌等人开始学术丰收，受教于赵元任的王力、吴宓门下的贺麟、陈铨已学有所长。同属清华出身的林同济（1906年生）此时尚在海外，但后来也与贺、雷、陈构成“战国策”派四骁将。与之相应的，在文学方面，则有“清华四子”（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李健吾和曹葆华等。
稍后的第四代则为全新的一代，他们大都于1930年代在清华园受教育，如文学院“四才子”之三钱钟书（1933届）、夏鼐（1934届）、吴晗（1934届），以及“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另有曹禺、杨绛、杨联升、费孝通、王瑶、冯契、史国衡、赵俪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吴于廑、张岱年、陈梦家等。清华资深教授吴宓的“龙虎豹”之二（钱钟书、曹禺）都涌现于此时，共和国史上鼎鼎有名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也出现于此时。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间，成长于一个急遽变革的时期，但受过极好的训练，并未荒废学业。其学术多起步于1940年代，正逢动乱。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这对其研究不免有负面影响，多少滞缓了其学术收获期。所幸其中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仍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这批学人对此后新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19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其门生）。这也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此后，学术界在数十年中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有开创性和总结性）的大家，此后数十年都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其间有一批人深受“新启蒙”影响，在“一二五”前后走上了社会政治革命的道路，成为数十年后中国政坛的明星，如“二乔”、姚依林、蒋南翔、于光远等。当然，以学—政二分的眼光看，这与规范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已有距离。
紧接此后的是西南联大。联大八年，三强合璧，傲视海内，人才出炉率亦奇高。有一大批生力军为日后跻身“清华学派”做好了必要的训练，学术中有殷福生（海光）、邹谠、王浩、季镇淮、任继愈、黄楠森、王永兴、张世英，以及朱德熙、王、袁方、罗荣渠、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学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祺、马识途、穆旦、郑敏等，他们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学术或文学上的准备，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间，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们年约而立，而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1957年他们多近不惑，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丰收时期；1978年后，他们已渐入暮年，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却是个体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称顽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与前一代联手，演绎“夕阳红”（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为末代“老清华人”，他们与前一代共同构成了三十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囿于时势，命运多舛，接受过最好的“童子功”训练，但极少有缘留学深造，且在生命中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未逢其时，屡遭磨难，蹉跎岁月。执是之故，此代学者后天不足，专业造诣略逊前代，基本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家，且在此后基本上长期被“改造”，其成长困难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仍有一大批人经过卓绝努力而有所建树，实属至为不易。细言之，此“末代人”有几大特点：
一、在学思境界上，一般都多专家而少大家。原因如前所述。
二、在学科分布上，基本集中在人文学科（与文史哲、语言学），而社会学科则寥寥无几，鲜有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人才，相对而言，作为法学家的肖蔚云与作为社会学家的袁方，当为其中有数的社科名家。其原因不在联大之培养，而在1950年代社会科学的被取消，使年轻学人学无所用，久费成荒。作为资深学者的陶孟和、陈达、费孝通（社会学人类学）、钱端升、楼邦彦（法学）、罗隆基、王造时（政治学）、陈序经、陈岱孙（经济学）等人（多为清华人），大都处境不佳，或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沦为“右派”）。这与出身延安的红色文化人的境遇适成反差。相反，虽为民主人士却转事左翼的马寅初（经济学）则境遇颇佳。
三、此代学人中留在大陆者与留学海外者差别甚大，如王浩、邹谠，以及此前的杨联升、何炳棣等，大都较多地发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和专长；而留在大陆的学者则一度困于时势。同是主事哲学的联大人，殷海光与何兆武、黄楠森就差别甚大；极具诗才、颇具气象的穆旦也沧桑历尽，最后英年早逝。
四、此批学人中为以后培养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如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等。这为三十多年后中国西语人才的培养保存了火种。
源流与变迁
如人所言，老清华的“美”化程度甚高，海归派占相当比重。清华学派确乎深有西学背景，但与国内其他名校关系亦颇密，其中主要是北大、南开及东大南高（中央大学）及私立的无锡国专。清华与北大、南开关系之深自不必说；与东大亦较有瓜葛，领导如罗家伦、顾毓齀、吴有训，教授如吴宓、梁实秋、浦江清、陈梦家等均结缘二者。清华与中山大学也关系甚密，如王力兼长中大文学院，从而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后来陈寅恪亦南下转事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