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清华学派”及其终结
作者：刘 超
字体： 【大 中 小】
因此，所谓“清华学派”，就不只是“清华的学派”，而是中国大学体系（知识界）中的“清华学派”。
既然“清华学派”不完全是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呢？这要对其谱系做一细察。从其谱系来看，该派成员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身清华的文人学者。此中多为“老清华”，少数是在他校读完本科（或同等学历）后转考清华研究院（特别是东大、北大和无锡国专的毕业生），但这为数甚少，因国学研究院前后四年仅七十多名毕业生，仅半数于其时清华每年所招本科生；也有极少者为他校转学到清华读本科的（如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考清华）。
二、在清华（含联大）供职的文人学者。事实上，这一批教师约有半数出身于清华；另有一些是他校毕业后任教于清华的，如北大、南开、东大（南高）等。其中，有一部分外籍教师也可跻身此列，如吴可读（Pollard）、温德（Winter）、噶邦福（Gapanovitch）等。
三、与清华学人私交较密、因缘较深的其他学者。此一部分只占极少数。
因此，“清华学派”成员的主体仍是清华学生与教师，易言之，清华本身即是“清华学派”的人才基地，而北大、南开、东大、无锡国专等则构成其基本的预流。如是一来，“清华学派”便有源有流，有“派”可“流”。
抗战以后，三校虽言北还，但局势日乱，1949年大批人员南下，多少削弱了清华的力量。三年后，局势骤变。院系大调整中，国立大学一家独大，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渐告终结。地处京师的名校首当其冲：燕大、辅仁等被撤并；清华、燕京的文科被归并至北大；燕京、辅仁已付阕如，清华成为巨型的纯工科大学，北大则为老牌的文理大学。外界强力以其锐不可挡之势，冲击了文化生态，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是时，颇有渊源的“中国人民大学”已破土而出，成为社会主义的红色圣地。京城高校出现了“人北清师”的格局。
文科编制的撤消，基本消除了“清华学派”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清华学派”气脉大乱，乱相频生，五代而衰。此后的清华文科凋零殆尽，面临着重生之大任。
内涵及其表征
以上的谱系梳理，可以见出“清华学派”之内在实质与精髓乃在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陈寅恪颂王国维之语，但又何尝不是夫子之道或“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呢？第一代掌门人开创的学风在此后得到了贯彻，清华学派由是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上述分析，折射出该学派的基本特征：
一、谱系极完整，延续性极好。
这与老清华特有的人才机制有关：领导求贤若渴，教师爱才如命；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学生），另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师）。因此，师生共进，人才辈出。但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华学生凝聚力强，有共同气质；二是清华教师重视教学，队伍稳定——这在教师流动性极大的民国时期，其稳定性可能是独有的。1920年代中叶，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师南下沪宁穗汉诸地，而清华文科建制日进，规模日壮，处于上升阶段，大量名师涌入清华，极少有人舍清华而取他处。而且，这种“有进无出”的态势一直维持了数十年，直到后来才横生逆转。
名师的云集，使其学派极为完善。陈寅恪等人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国学院的几乎每一届学生，且对此后的钱钟书、季羡林与周一良影响亦深；身为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视教学，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导了萧涤非、王瑶诸人；闻一多不仅培育了季镇淮，还提携了此后的朱德熙等；吴宓、陈福田门下除了1920—1930年代的“龙虎豹”而外，还直接培养出李赋宁等人，而李氏又为数十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当然，该特点的深层原因乃是老清华的体制优势。一是选拔机制上，常规与破格相结合。老清华素以择才极严著称，但对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拘一格选人才”。如钱钟书数学仅得15分，而中英文特优，清华予以破格录取；华罗庚亦无正规学历，但熊庆来慨然允其入学；吴晗也被胡适推荐至清华；钱伟长英语考试不佳，未被北大录取，而由其叔父钱穆推荐到清华。二是晋升制度上，不唯资历，唯才是举。本国教师与外国教师、本校出身与外校出身平等对待，对优秀教师敢于直升教授。三是福利制度极为优渥。按清华制度，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带薪休假出国进修（如朱自清于1931年开始的“欧游”即是如此），这在其时亦是绝无仅有。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学派”中相当多人出身清华，但基本上克服了“近亲繁殖”的锢弊，这也与其用人机制有关。一般说来，教师的延聘途径主要有：1）清华毕业后留校助教，渐次晋升（如吴其昌、李健吾、林庚、王瑶、季镇淮、朱德熙）；这只占一小部分。2）清华毕业后放洋深造，然后回校供职，如“庚款留学生”赵元任、胡适等，以及吴宓、闻一多、贺麟、张荫麟、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陈省身等；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大多成为三十来岁的少壮教授，事实上构成了后期的中坚。3）本校毕业生在外校任教（任职）后返聘回清华，如罗隆基等。4）从它校（包括国外）延聘。其中，北大出身者最多，如朱自清、俞平伯、刘文典、冯友兰等；另，南开、东大出身者也相对较多；长期服务于清华的外教亦不鲜见。
二、以年龄言之，具有年轻化趋势。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华，学生入校时多为十五岁左右，七八年后二十出头即放洋深造；数年后即获得硕博学位，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此时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欧美训练，造就了一流的学人。因此，他们大都成为年约三十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这批人皆为人杰，属学界一时之选。在改行新制的清华大学，学生入学时多为十七八岁，但学制仅四年，多数毕业生仍可在二十出头就留洋，“海归”后也不过三十来岁，很快可以晋身教授。如：李济二十七岁始任教授；叶公超1929年初抵清华就任教授，年仅二十五；贺麟归国后任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出头；张荫麟归国后为清华教授，年仅三秩晋一；沈有鼎与张荫麟同时晋为教授，年仅二十八；陈铨升为教授时，年仅而立；“本土派”张清常升任教授时，年仅二十九；至于钱钟书，更是在二十八岁就受聘为教授；邵循正、任华等人也都在三十岁左右升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萧涤非也在三十多岁就获得了教授。对外校出身的也一视同仁。出身东大的陈梦家号曰“史学天才”，也在三十出头荣升为教授。及至联大时期，占半壁江山的清华学人，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清华北还之后，李赋宁、与杨绛（季康）均被聘为教授，李仅三十二，杨亦年方三十八，实属相当年轻的女教授。至此，钱氏夫妇均为清华少壮教授。即便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王瑶也以其卓异的成果而被评为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八。而一旦评上教授，学者便无太多职称、生计之忧，便于专心教研。毫无疑问，这样一批三十来岁的教授确保了“清华学派”持续强劲的后劲。不仅如此，“清华学派”在外校亦影响甚巨。例如，抗战期间，成都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即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无一不是此派中人。其时，清华出身的端木蕻梁，1938年就任复旦大学教授时，年方二十六。
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三十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当时北大的“五四青年”热衷于“谈政治”，“读书不忘救国”；而清华少壮派则是安心于“做学问”，“救国不忘读书”。而此时，清华的年轻教授、外籍教师的比例，均为全国之首。三、以学风论，兼顾文理；兼修文（化）体（育）；兼资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严，素质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