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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派”及其终结
作者：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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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清华的课程设置上就可得到反映。清华极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体（育）的兼顾（如梁实秋就因体育未及格而推迟一年毕业，钱伟长也因体弱而差点被拒收）。文科学人多才多艺，如闻一多的擅书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为业的学人也兼擅文史，如华罗庚、顾毓秀等，这也并非罕见。
清华重新学而不轻旧学，兴西学而不废国学。重西学，首先是重外语。早年清华教育中极重外语，其对外语要求之严，是素享盛誉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极少数外语极好的学生才能入读清华。清华研究院也以其极高的外语和国学的要求让人叹服。后来，大学部还一度力倡学生们兼修第二外语。及至联大时期，清华文科研究所毕业生均须通过第二外国语考试。这样的一种氛围，催生了大批通晓多种外语的奇才：老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稍后的梁实秋、更年轻的邵循正、钱钟书、季羡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门甚至二十余门外语。这种现象，作为个案的出现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就有其体制上的必然性。当然，重西学（洋化程度高）的同时，也不轻“国学”。这种文化氛围和办学（教学）模式铸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执教清华的教师中，横跨数学科的人亦不为少，如陈寅恪长期兼跨国文系与历史学系，还曾一度兼课于哲学系；钱端升二十五岁则兼事外文与历史学两系；张荫麟二十九岁就兼任哲学系与历史学系教师。“本土派”本科毕业的李长之，二十余岁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担了文史哲艺、中外文的教学；吴泽霖亦曾兼任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系教授。——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语，几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备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此后数十年中，成就卓异大家中，几近半数都出自老清华。
四、兼盛文艺与学术。
清华国学院草创之初，即强调要“研究高深学术”，此与北大（“研究高深学问”）相近。如果说最初的（留美）预备部还多有“预备”性质的话，那么稍后创立的大学部（本科及大学院）则贯彻了这一宗旨。大学之要乃是研究学问（学术），但多才多艺的“清华学派”成员，却并不以“学术”自封。他们不仅是精于学思，而且是才学兼胜；既精于学问，亦长于诗文。事实上，清华研究院及清华文学院的多数人物都盛产诗文，且质量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数十年中历任系主任几乎皆为文章大家，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李广田大都如此。吴学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专事创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学名家，创作实绩斐然；刘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闻早年已是清华才子，后为新诗名手、“新月”派悍将。日后出长清华的李广田虽说学历略浅，创作、评论却是成就颇丰，散文尤工。国文系的教师们亦复如此：俞平伯不仅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年方弱冠即为知堂门下之才俊，与废名等人并为“四弟子”，与朱自清同为新文学名手；放洋欧西、复又任教清华的王力亦是随笔名家，曾同时为数刊物开专栏；陈梦家与张荫麟并称“史学天才”，早年即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巨子，二十岁便出诗选，后又以古文字学名世。出身清华、供职别处的曹葆华、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不仅长于创作，亦颇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陈寅恪，则尤善古诗；张荫麟治史极有创获，早年已是与钱钟书齐名的文论奇才；年轻才俊的吴晗深研明史亦工于杂文。外文系陈铨精于德文，却于翻译、文论、政论无不擅长；卞之琳等更是年岁轻轻而久享文名。当年“清华四剑客”（季羡林等），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有数的才学兼胜的大家。吴宓门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仅长于创作、亦精于翻译。当然，更令人称奇的是那文学院的“才子”钱钟书，作为一代大家的钱钟书，更是罕有的奇才。
“清华学派”才学之全，造诣之高，影响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当然，上述诸特点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清华本身的精英教育优势。这与其说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天赋地利的硕果。以1920年代前期而论，清华每年招生数不过一二百，而报考者则在万人以上，这种约百分之一的录取率，从根本上保证了清华的生源质量。而保持低录取率，正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础之一。若无一流生源，再多名师巨匠也徒叹奈何。惟有名师育英才，才可保障这种教育模式的运作；没有低录取率，何来高成才率？五、专业精神与公共关怀。
清华学派虽崛起于“五四”之后，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学人们治学甚勤著述极丰，却并未藏身书斋、埋首故纸堆，在专业之外，他们也关心民瘼。虽然其政治观点可以商榷，但其公共情怀不可抹煞。如果说五四前后是北大独领风骚，那么1930年代前后则是清华不甘人后。五四以降，学（文）人问政者甚蘩，其中北大最是活跃，先后有过“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派；相应的“新月派”及“战国策”派则是清华学人的动作。1920年代的“好人政府”基本上是北大学人的政治实践，而后来的政治实践就多了清华的身影。其时，在“谈政治”或“干政治”中，胡适、张君劢、王世杰、王宠惠、丁文江、罗隆基、蒋廷黻、吴景超、翁文灏、陶希圣、顾毓齀、何廉等都曾涉足，这其中就有不少与“清华学派”素有渊源。
此外，“清华学派”也有“兼容并包”之气度。这不仅表现在内部的宽容上，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聘请外校教师来兼课。如梁漱溟自不必言，就职于北大的钱穆等人也常被邀讲座或授课。1936—1937年度，清华历史学系出于学科建构的需要而设“中国地理沿革史”，但本校并无史地研究的专门家，因此特从校外聘来谭其骧（燕京毕业），此时谭仅廿六岁。——而我们知道，五四前后的北大，浙、皖两派势力奇大，乃至于让极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特别是其时的国文系，马氏兄弟、沈氏兄弟、周氏兄弟等章（太炎）门友徒几乎左右了全系，让外人极难入足。
由此可见，如此稳定的名师队伍，如此年轻的教授团队，如此优质的精英培养，如此宽松的文化氛围（教授治校），为“清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尾声： 嬗变与终结
长期战乱，导致基础教育薄弱；加之扩招，大学生源亦受影响。清华亦不例外。1947年，“教师人数减少，学生人数激增”，“学生程度比战前稍差，此为全国学生普遍现象，任何学系皆然”。时势对教研影响日增，正常教研安排极受影响。五年后，清华、燕京文科并入北大。“清华学派”的学（文）人不复如初，悉数肢解到北大、科学院等处，学派之“流”被腰斩。
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只是在学科建制上根除了“清华学派”的根基，铲除了其文化土壤，那么，此后数十年的人事代谢，则在人脉上消解了“清华学派”的传承。从此，“清华学派”渐成历史，但见故人去，未见新人来。嬗变既已开始，终结岂可避免？
——1949年，一批资深教授远走海外（如胡适、罗家伦、萧公权、李方桂等），亦有青年学子游学欧美，从此再未归国（如杨联升、何炳棣等）。尽管如此，其在谱系上仍属“清华学派”，且基本上贯彻了“独立、自由”之精神。因此，“清华学派”在海外犹有余脉，薪火残存。但是，时光流逝，作为正宗“清华学派”传人的那几代人年岁渐长，先后离世。虽然他们大都学有传人，如萧公权之传汪荣祖、杨联升之传余英时、殷海光之传陈鼓应，海外学界亦有数“小虎”，说来，虽与“老清华”不无渊源，但离真正的“清华学派”已太过遥远了。及至今日，真正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在海外已是余脉渐绝，薪尽火未传。
——1949年，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远赴北美；1969年，另一导师陈寅恪病殁广州，国学院导师尽去，“清华二龙”仅余其一；1978年，原国学院主任吴宓病逝。至此，清华研究院故人俱尽。四年后，吴宓门之“虎”（李健吾）病故；十四年后，吴门之“豹”（曹禺）西归；又二年，吴门之“龙”（钱钟书）驾鹤西归。“二龙”俱失，“雏龙”安在？！国学院已成往事，文学院亦然归尘。
——1984年，金岳霖去世；1988年，梁漱溟去世；1990年，俞平伯去世，老清华“首席院长”冯友兰去世；至1994年，“清华四剑客”已折其半。2001年，周一良去世。至于学派的其他传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昏黄。作为个体的某些老清华人仍然存在，只是，作为“学派”的硕学鸿儒“老清华”，已然不复存在。
事实上，早在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便已宣告了“清华学派”的终结。
刘超，在读硕士研究生，现居北京。已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