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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派”及其终结
作者：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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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与内涵
自二十世纪末以降，随着“联大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的研究渐成显学；加之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的继续升温，“清华学派”亦渐为人所关注。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徐葆耕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点，且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未及深究。究其缘由，也可理解：一是时间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谱系庞杂多变，牵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点为直接的、学理上的原因，而第三点则为隐在的学理之外的原因，特别是涉及到某些政治历史的因素（如“清华学派”的最后嬗变就很难从文化层面获得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要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这又确实绕不过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变迁、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这不仅与清华有关，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而没有相当的史料爬梳、史实考辨，要知其大略已属不易，要有所创获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对此关注有时，略有陋见，现就教于方家。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此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1）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2）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3）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标尺。因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脉络与谱系
鄙意以为，“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知识）上的谱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华师生，还包括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联大的人物。如胡适虽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却是清华出身，且与清华研究院深有渊源；周一良虽是燕京出身，却常在一墙之隔的清华听课，受教于陈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陈及胡适之指教，归国后更是就任于清华，自是跻身此中；汤用彤先生长期就职于北大，但早年为清华留美生，也与清华深有渊源；浦江清等虽出身于他校，后来也结缘于清华。——因此，对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仅从学籍教职层面去理解和框定。在“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与之相应的则是几个关键性的年份：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毕业，仅有本科学历，且主事新文学创作，而无突出学术成果。朱以中学教员身份出任清华教授（年仅二十七），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限，勇于吸收新鲜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与“文苑”开始携手，并存于清华。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气魄之大，冠居全国。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天子脚下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冯友兰、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19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华”年事渐高，政界、文界的“老清华”大都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蒋南翔和文界之王瑶、俞平伯、吴祖缃、曹禺、季镇淮、钱钟书、韦君宜等均告去世，“清华学派”走向终结。
大致而言，“清华学派”始于1920年代中叶，终于1990年代末叶，时间跨度达七十余年。其最主要的载体乃是清华国学院和清华文学院；文学院中，尤以文史哲诸系为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清华学派”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谱系，而这一谱系又以特定的学思传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对这一谱系的代际界分尚不明朗；而没有对基本谱系的把握，就无法对其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对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认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华揭开了“清华学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开风气不为师”，入得清华后才开始学术起步。因此，“清华学派”的开创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国学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门人当为王、梁、陈、赵四子。四人年龄相差甚大，年岁最长者为梁（1873年生），最少者为赵（1892年生）。其时，王、梁年约知命，而陈、赵均逾而立——这在一般学人当是治学起步期，而早慧的陈、赵二子则已进入学术丰收期（陈虽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气象煌煌）。细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末度过了至少约二十年时间；而这二十年，一般就构成其学思的启蒙期。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训练。这样一个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无一例外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相当的国学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学经历，广读西书，识见甚广，这就奠定了其西学造诣。这样，学贯古今、才兼中西的一个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国标举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路向，从而基本奠定了“清学派”的文化格局和学思境界。
这些学者虽然为数甚少，但影响极大，在1925—1929年的数年中，又熏陶了一批优秀学子，从而为清华（乃至中国）后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其中，王力、吴其昌、浦江清、赵万里、蒋天枢、罗根泽、刘节、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时期成为“清华学派”的悍将。
至于其时的李济、吴宓则在学术上也已初具气象，其学术上的大丰收将于后一阶段到来。
如果说“清华学派”第一代成员寥寥，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代则声势颇壮。此时，吴宓、李济等人已硕果迭出。另有众多极具水准的名师，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华，且大都处于学术上的丰收阶段，“清华学派”的学术丰收也就此开始。其中代表人物极多，中外文的有杨振声、杨树达、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黄节、吴宓、钱端升等；历史学中有蒋廷黻、刘崇、雷海宗等；哲学方面则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来兼课；社会学则以陈达、吴景超、史禄国为翘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汉等）。这些学人，学术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时期则约为1890—1900年（黄节、刘文典略长，分别生于1873、1889年，学术成熟亦稍早，但调入清华时间较晚，因此，尚未跻身第一批队）。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学的基本训练，学术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而“五四”前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武昌首义，清廷崩溃；民元之后，社会文化基本处于激进化的转型中，在这向左转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尤为激进，大都体认出“激烈的反传统”取向。在此背景中，他们接受了国内的学术训练，获得初步启蒙后，又负笈海外（多为欧西）接受系统训练。经数年之酝酿，学术已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大都专心治学，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亦不乏公共关怀，其中一些人构成了廿卅年代“新月派”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