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概念陷阱与思维误区
作者：姚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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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西方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并不具有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印度，还只是个假的东方。于是，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有位著名的哲学家，对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材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这位哲学家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是真正的智慧。
又比如说体育。百年中国在体育上很曲折，我们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他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得到磨炼。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磨炼意志。这一倾向明显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他也很重视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应当说这比今天的主流更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那时也有国际体育比赛，但重点还是在大众体育方面，组织大家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国际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全面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处在一片自卑中。但是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比赛，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却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庆贺女排冠军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自己锻炼身体，也不是自己激励斗志，而只是让几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获得面子、荣耀。中国体育的重点从此转移到竞技比赛上来，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这种一切为了最终奖牌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像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与激励有关系。
体育牵系着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家。有人统计，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的成本，是七亿元，这个比例是俄罗斯的二十八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一般的经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上，给我们面子上的满足。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批判“锦标主义”，今天中国的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远多于褒扬。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金牌才有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首先是他自己的，对于他来说够了。
还有一层，表明中国体育上的强势，仍然是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在体育竞赛上，我们通常用西方人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术、技巧上追逐人家。
再比如说建摩天大楼。美国纽约被本·拉登撞垮的世贸大厦，建成都三十年了，但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以及能源、环保、安全、舒适等方面，都证明是不划算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盖出一座比世贸大厦高一倍的摩天大楼，都已经是可能的了，但美国人再没干过这种傻事。美国那些造这种摩天大厦的公司，都到哪里去了呢？通通都到了东亚地区，尤其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今你看，马来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上海有座高楼世界第三，还要建世界第一，北京也要建高楼。大家暗暗较劲，要超过别人的高度，竞争这世界第一高楼的名份。
但是，这是真正的超越吗？不是，我们在精神实质上，在理论、原则的创新上，我们无法超越，只能在表象上，在西方人既定的模式里超过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价值标准，而我们想要强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于是我们便在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上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内涵，只有数字意义。这种对数字的热衷，可不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信仰与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以及要与之看齐的自卑心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地方官员都在争GDP水平，这种心态与许多人追逐所谓“吉尼斯大全”的纪录是一样的。这一切数字游戏，既无法理解西方文明的精髓，又找不见自己文明的灵魂，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治愈这种脑震荡，可能只有在某种意义上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出路。
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完全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完全赞同右派。我反对简单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孤零零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出路，是类似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我特别强调中国的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必须在自己内部，建立大学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就是要为中国人建立自己心中独立的文化坐标。文化立国，是我们根本的出路。
（本文为作者于2004年4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姚国华，学者，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文化立国》、《大学重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