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概念陷阱与思维误区
作者：姚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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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叫作“精神脑震荡”状态。我将主要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误区。
第一个是“封建”。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没法说话了。我们把两千年来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这却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示出来。错在哪里呢？“封建”一词在古代汉语里，与相应的英语词汇“Feudality”相似，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郡县制，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废除了封建制度。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制度。而事实的真相是：恰恰是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如果只是简单的用词错误，那好办，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大家默认就完了。可问题是，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这个关键词用错的背后，是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维就没有办法翻身。
为什么说这是个低级错误呢？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个对立的东西，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不是封建主义，倒是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与西方社会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雇工，农民有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可以给人做长工、短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这些哪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哪有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呢？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是明清才有，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就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工商业也在大多数时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可是，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而且被打晕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西方的船坚炮利，到十九世纪末，我们觉得西方的整个体系都很优越，中国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我们由此找到一种解释自己处境的理由。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的经验坐标全部垮掉了，只能跟着眼前那个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我们看过电影，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要获得时空坐标，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哪里算哪里，通常我们看到，在他重建自己记忆，并唤回记忆的过程中，构成一部悲喜剧。
中国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文明有着一种进化的方向，一种普遍进步的套路。只是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们快，走在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还有非洲、南亚，以及我们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像鄂伦春就在更后面。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不同水平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体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挨打的原因，才能避免挨打。西方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一下让中国人找到了位置，看到了希望，奋起直追。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上，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这一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经历的道路。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就是西方的昨天；西方的昨天是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因为我们停滞在封建社会里。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个结论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记忆，丧失时空观，丧失自我坐标，就这样把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毫无道理地加于中国历史。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误解。达尔文认为生命进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而是呈一种树状发展的。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猩猩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再往前是爬行动物，还有鱼，小虫子等等。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我的尾巴有一天掉了，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也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钻地洞，将来也要做灵长动物，做猴子，变猩猩，最后进化成人；甚至一头猪，一条鱼都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有朝一日，也要变成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后来，我们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支配我们思维的进化逻辑，完全是被人杜撰出来的，根本不属于马克思原意的东西。
第二个概念是我们仍在使用的，而且还没有人认为它是陷阱，这就是“启蒙”。
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
其实，“启蒙”与“封建”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Enlightenment”，与汉语中启蒙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指人处在黑暗的角落，要获得光明，由蒙昧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好比一座房子，本来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聪明、才智、文明、智慧好比这光芒，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他们心目中的智慧，需要一个已经存在着的参照系。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固然是他们当然的智慧立足点，或许还需要一个外面世界的参照系，譬如说阿拉伯人的文化，还有更远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认为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他曾说：当我们欧洲人还在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所以，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智慧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东方，当时是中国的光明照耀西方。
然而，当年欧洲人都向往中国，与我们今天向往西方，是有根本不同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脑中构想，甚至杜撰，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经常回想她，甚至梦中和她相会，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越有距离，你的想象越自由，你期盼的偶像越是完美，但与真实的她已经是两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