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那个叫克什米尔的天堂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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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伟大的母亲。与俄狄浦斯无关——这爱，是圣洁的。
当然还要有爱情。这是印度电影的杀手锏。印度版本的《爱上女主播》：曾经手牵着手一起长大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少女苏菲·帕瑞长成了亭亭玉立的电视新闻的女主播，她开朗、热情、聪明、美丽、活泼、善良，亚塔在重逢的第一瞬间便再一次深深地爱上了她。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温暖着亚塔在仇恨中渐渐冰冷和老去的心。
但是幸福的时刻总是短暂的，为完成“克什米尔任务”回到克什米尔的亚塔不是来享受甜蜜爱情的，因此即便是久别重逢的爱人也没能阻止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希拉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他利用苏菲的信任混进电视台炸毁了电视塔，也亲手毁掉了苏菲对他的一往情深和他们十年后好不容易拾回来的爱情。
分别的那个夜晚暴雨倾盆，他冒着危险来到苏菲的住所：“明天我要永远离开。临走之前我想问一件事。尽管我知道你的答案但我还是想问，等这场风暴结束后，你还愿意和我一起去乘船吗，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如果我再也无法见到你了，我至少还会做梦，会梦到那些我们共度的时光，还有那些我们无法共度的时刻，可以的话，一起分享那个梦。”当亚塔在转回头的忧伤里看见苏菲的墙上挂着自己儿时的绘画习作，看见曾经那么熟悉的家乡的山山水水，当他们流着泪回想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欢笑着唱克什米尔民谣《大黄蜂》的岁月，当亚塔说“我会梦到那些我们共度的时光，还有那些我们无法共度的时刻，可以的话，一起分享那个梦。”那一刻，就像眼睁睁看着刚刚长成的小树在狂风暴雨中夭折，心底满盈的，除了忧伤和失落，更是深深的、深深的痛惜。
从可汗警官或者是他所代言的印度电影人的立场和角度看去，故事至此已经交代完全：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由于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坠入仇恨的深渊，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和心灵，使他误入歧途，在亲人和爱情的召唤下他回到了正义和人道的路上。从执迷不悟的殉教到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从杀身成仁到立地成佛，原本就应该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必然选择。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呢，如果从亚塔的立场而不是可汗的或者宝莱坞或者好莱坞的立场去讲述呢，电影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版本。像哲人所说：“由于命运的悲剧，圣战和教争通常都以殉死为结局，留下来的痛苦，永远由选择了心灵痛苦的生者来完成。”
当面对错综复杂的地区冲突和战争，尤其是涉及了历史遗留的宗教和领土问题时，印度人开始显得有些左右为难了，在一些时候，需要图解政治，在另外的一些时候，又需要澄清事实；无论如何，从任何一个单个的立场叙述整个事件都难以自圆其说。
“全部细节都是真实的，全部事实都是不可思议的，全部真理都是离群的。”那些在血路上越走越远，背影孤绝而义无反顾，以抽象而刚烈的信仰对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绝境的人，是沉默的，人们只看见他们以死相拼时的狂热和迷醉，却从没有看见他们行动背后，在他们心里掩埋着的痛苦和深仇大恨。
要怎样的仇恨才能使他们将前赴后继的牺牲当作自己尘世里最后的慰籍和冀望？那些并非生来嗜血也曾经如你我一样爱好和平天性纯良也曾经如你我一样敏感、多情、温厚、诚实的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的绝路？
目睹了他们的眼泪倾听了他们沉默背后的诉说之后再义正辞严地谴责，人的良知是会受到拷问的。
我们听见约会中的亚塔对爱人苏菲这样诉说：“十年后的今天你坐在我面前，你依旧美丽，但我已感觉不到你的存在，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儿时我们一起玩耍的船上，附近的风光依旧美丽，但是我却看不见。烟，只有烟，到处都是烟，子弹在烟里盲目四射，妈妈在惨死，他们哀号，尸体，血肉四散……”
我们听见恶梦中惊醒的亚塔抱着久别重逢的母亲这样诉说：“十年来那张脸令我无法入睡，只要我想睡觉那双眼就盯着我看，十年来我看过的着火村庄就会开始在我脑海中燃烧，我听过的尖叫声，开始在耳边响起，我看过的尸体出现在那张脸后面辱骂我，直到抹去那张脸我才能入睡。我该怎么办？”
我们听见亚塔向苏菲做最后的爱的告白时说过“以十一岁的亚塔的父母和他的妹妹在九岁的苏菲面前惨死的名义”，在大结束和大开始，大生死与大抉择之间我们听见他以同样的名义对可汗作出复仇的宣判：“6月23日你杀了我全家却诞生了一个新的亚塔，今天是那个阿塔的十周岁，知道我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就是你。”
不仅仅是亚塔，而亚塔毕竟还是幸运的，他有一位伟大的印度母亲和一份美丽的穆斯林恋情，尽管她们都只能用所谓的“梦幻世界”安抚他的创伤。那些和他同样“误入歧途”的他的“克什米尔任务”的“战友”们不仅没有来自“梦幻世界”的亲情和爱情，且人人怀着深仇大恨，个个都有一本血泪家史。
有人问穆斯塔法，你收到家信为什么不快乐，穆斯塔法回答说：“他们侮辱了我的母亲所以我拿着枪来到这里，但是现在他们又对我妹妹下了同样的黑手。”
有人问沙迪为什么跑步那么快曾经穿山越岭却没能救了自己的家人，他回答说：“因为我无法为克什米尔比赛，因为我没法比子弹跑得更快。”
还有希拉那个十恶不赦的魔王，可汗命令希拉交出“克什米尔任务”的秘密，希拉回答他：“1987年，俄国人砍我脖子，我有七天都扶着血淋淋的头，不敢吃东西，喝水，睡觉，不然我的头会掉下来，整整七天我扶着断掉的头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而你，37分钟之内你能对我怎么样呢？”
甚至还有我们英勇无畏的可汗警官自己，当警察局长因为怀疑而取消了他保卫视察克什米尔的印度总理的资格时，可汗愤怒地回答：“迪斯潘先生，这不光是回教徒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一个献身国家二十一年的军人，竟然必须不断证明他的忠诚，只因为他叫伊纳亚·可汗，而非迪斯潘，我流着克什米尔的血，我九岁的儿子埋在这里，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不需要一个官僚来证明。”
歧视处处存在，“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语境”，因为“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在歧视和屠杀的历史中挣扎，或者隐忍苟活，或者被迫做出自己的选择，任何武断的谴责都是不负责任的，就像法国总统希拉克在2004年10月访问中国时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里说的：“我们的立场是反恐，但我们同时还必须要注意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这也就是说，反对恐怖主义并不意味着简单粗暴武断的指责和打击，同样，反省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也并不代表认同残杀。或者可以站到更高一点的位置看待《克什米尔任务》的立场，如同中国穆斯林张承志所说：“人间由于生存的大前提和人性之恶，相互仇恨排斥乃是一种基本规律。宗教由于人类对于这种规律的醒悟，也把‘爱’作为最基本的起点。残杀无论如何都是触犯宗教原则，哪怕处于被残杀者的处境之中。”
克什米尔任务：一颗流泪的心，
倒在冤冤相报的血泊中
站在可汗警官和宝莱坞电影人的背面，我们看见一个与《克什米尔任务》极其相似却又完全不同的故事，这是老泰戈尔在1900年10月写的叙事诗《最后一课》中讲述的故事。锡克教导师戈宾德正在黄昏的旷野里独自回忆着一生的辉煌经历，突然来了一个帕坦人向他讨债打断了他的沉思，在争执的过程中头脑冲动的戈宾德失手错杀了帕坦人，他懊恼不已：“看来我的生命已经完结。这一柄不斩无辜的宝剑竟违背了我的本心轻率地让无罪的人突然流了血。这罪恶，这羞耻，我发誓要洗去，从今天起，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事。”
戈宾德听说帕坦人有个儿子尚在年幼，便把他找来，带在身边，“日日夜夜地抚育他，如同自己的儿子时时不离眼前。亲自教他背诵经典，演习兵法和斗剑，陪伴着他一同游戏。”在他长大之后将往事向他和盘托出，并要求他“拔出剑来——杀掉害死你父亲的仇人”。小帕坦痛苦地作出了出乎他意料的选择：“父亲的流血，在道义上我应该把它忘记；在悠长的岁月里，我认您为父亲、师傅、朋友三位一体。让这种深厚的感情展开在我心中，压下那仇恨的念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