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乡村的游戏和玩具
作者：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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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粪便意象
粪便是一种特殊的“泥土”。它是乡村的一个重要景观，牛、猪、鸡、狗的粪便随时随地出现在厅堂、院子、晒场、道路、田埂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它的影子。它来自动物的身体，通过生物化学作用变成泥土，转而进入了植物身体，由排泄物变成了植物或粮食，最后转变为农民的身体能量。农民是根据一种实用理性（成本节约的广义经济学原则）来使用它的——在粮食生长的生物化学过程中，粪便既能节约农民的体力，又能节约植物的体力。久而久之，它就成了农民最忠实的朋友。
从粪便中体味到稻谷的香味，没有长期的农耕经历，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是一个漫长而隐秘的、只能在一个完整的季节交替中才能见到的过程。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农民，对粪便的态度是一项重要指标。人类对粪便的依赖心理是无法更改的。成年农民对粪便的青睐，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然生产基础上的有用性。城市人对粪便的厌恶，源于它的无用性。黄金和货币是粪便的心理替代物。城市儿童很少见到粪便，动物粪便就更不用说了。粪便在城市里经过了处理、隐藏、掩饰、禁忌，变成了遭到歧视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污秽的秘密，因而也变成了城市儿童的一个心理空缺。相反，农村儿童对粪便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就是在粪便中成长起来的。与成年农民的实用态度相反，乡村儿童对粪便的态度是非功利的、直观的。与城市儿童的拒绝心理相反，面对粪便，乡村儿童会产生一种介于接纳和拒绝之间的矛盾和狂喜。他们会对着粪便哈哈大笑（无实用信息），反复叙说它（破坏语言世俗功能），玩弄它（玩具），甚至将它作为攻击的武器（利用它的否定性）。
乡村儿童直观到了粪便的“无用性”，这正是他们在游戏中所追求的东西。作为排泄物的粪便的确是无用而污秽的，但也隐含着一种神秘性。粪便中一方面包含着物种新陈代谢的死亡信息，同时又蕴涵着另一物种的生长信息。它原本就是一种既污秽又神圣的东西。因此它泄漏了存在的秘密。这种秘密不在成年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功利性中，而在乡村儿童对“污秽物”和“无用物”的迷恋之中。越是成人世界禁忌的东西，他们越是迷恋。将粪便作为乡村儿童游戏内容之一，似乎不可思议。但根据游戏的本质，它便顺理成章。游戏正是一种将自己“弄脏”（反禁忌）的把戏，一种攻击和破坏（非理性）的把戏。溢出了世俗社会理性和功利的边界，正是儿童游戏最本质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乡村随处可见的粪便更为方便的东西。
游戏与植物意象
植物是来自土地的奇迹和恩典，是土地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对植物的狂热赞叹和歌咏。从生命的本质形态上看，农民就是植物的动物形态——“意识”的睡眠和生命节奏的搏动，这构成了它与市民社会对立存在的奇异景观。老聃（老子）最大的理想，就是保持人身上真正的“植物性”。他为此不惜要将自己变成“婴儿”。因为，只有婴儿才能将活跃的生命节奏，与休眠的“意识”状态高度结合在一起。在土地的怀抱里，他们像植物一样生长，在杂草丛生的无序的自然中自由嬉戏。
农耕文化是一种觉醒了的文化形态，包含了世俗社会的计划和盘算。其主要特征，就是对庄稼之外的异物（灌木、乔木、野草）进行清除，以维护一种原始农耕秩序。比清除要温和一点的是改造，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园艺技术（培植成本较高的非实用植物，比如花卉珍草）。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的家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园艺技术，除了庄稼之外，一律格杀勿论。这是他们对陌生文化拒绝的一个社会心理根源，尽管乡土社会没有产生现代极权主义的“社会园艺工程”。
乡村儿童对庄稼没有特殊的兴趣，因为那不过是一种人工植物，是众多植物中的一种，是父亲们的精心制作和料理的“玩具”。孩子真正的兴趣在那些自然界无序生长的野生植物身上。哪里有尚未清除的野生植物，哪里就有孩子们的身影。乔木无疑是他们制作玩具的主要材料（但因乔木有实用性，得来并不容易）。灌木和野草既是他们的玩具，也是他们游戏的场所，有一些野草的根茎，还是他们的零食和水果（比如茅根、荆棘嫩枝、草茎等）。在这里，他们像昆虫一样自在。
“斗草”是乡童经常玩的游戏之一，只在男孩和女孩之间进行。男孩和女孩各拿一根三十厘米左右的草茎，纵向撕开，中间有一根草丝连接的为“公草”，有两根草丝连接的为“母草”。男孩撕到“母草”为输，女孩撕到“公草”为输。这个游戏规则是人为的，属于“意识”的范畴，带有文化禁忌的痕迹。但是在潜意识层面，这正是一种两性之间的生殖游戏。这种生殖游戏与自然植物（野草的生长）联系在一起，隐含着对禁忌的违反，对自然世界能够无序而自由地交媾和生长的模仿和迷恋。
儿童在野生植物中自由地嬉戏，成人则将野生植物彻底清除，这无形中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农民对此并不经意，其实背后隐藏着一种凶险。现在，这种凶险正在“现代性”社会对农民文化的歧视和清除中得到了验证。
游戏与动物意象
尼采说，在人类起源的大门口站着一只猴子。动物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的来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农民与动物之间有着最为久远的亲密共存和残酷斗争关系。当人类成了动物的主人的时候，共存就变成了主宰和被主宰。
家畜和家禽的出现，是农民对动物驯化和利用的结果。此时的家畜家禽已经不是“动物”，而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被驯化的动物主要是那些力气大、能干活的（牛、驴）、不长脑子只长肉的（猪、鸡、鸭）、行动迟缓便于捕捉的、性情温顺没有攻击性的。总之，是能够介入农业生产的，或者为农民的生产力再生产提供能源支持的。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比如豺狼、老虎、狮子、老鼠、狐狸、老鹰等，都被农民赶进深山老林去了，被逐出了农业的范畴，由猎人去对付。狩猎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农民的业余活动。
还有一类动物，尽管不介入农业生产，但它们是农民的帮凶。比如，猫是专门对付老鼠的，鱼鹰是对付鱼的，狗对付兔子很有一套（还可以对付小偷）。农民豢养这一类动物，也不是纯粹的游戏和共处，而是有实用目的。乡村儿童自己的性质就很像这些动物——豢养成本很低，不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但有时可以成为农民的帮凶。乡村儿童和动物一样被驯化，被纳入了整个农业生产的秩序之中。
乡村儿童与动物的游戏，在农业生产秩序的缝隙中游移不定。儿童与动物的关系是非功利的友谊关系，非生产的“休闲”活动，因而得不到成人的支持。但跟动物游戏和跟小伙伴游戏的意义是同等的。不过它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首先，生产性家畜被排除在游戏之外，因为它们与农业生产和副业收入密切相关。其次，凶猛的、有攻击性的动物被排除，这类动物被捕获之后会立即被杀死。剩下的只有一些被驯服的非生产性物种，主要是狗、猫之类。当然还可以养松鼠（吃黄豆）、刺猬（吃饭粒）、乌龟（不吃不喝）、八哥（吃谷子）、蚕（吃桑叶）。豢养这些动物根本就不耗费什么成本（否则会遭到大人的禁止），即使是养狗也是如此，乡村的狗吃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些动物都是乡村儿童心爱的“玩具”，他们从这种游戏中，体验到成人功利世界无法感知的经验。在这些“宠物”身上，孩子们既能学会更多的生存技巧，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宠物之间的游戏，跟与小伙伴之间的游戏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游戏更多地出现在他们孤独、无助、伤心的时候。乡村儿童的确就像那些自生自灭的小猫、小狗一样。各类动物的名称，都是乡村儿童的“爱称”。
游戏和玩具的世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