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乡村的游戏和玩具
作者：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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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毽子游戏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比较常见，在此不作分析。跳房子游戏，就是在地上画出诸多的房间（排列形状像飞机）。游戏者以瓦片作为货币，投向要买的房屋，越到后面难度越大，最后以买房子或土地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打柯子”游戏更抽象一些。游戏道具为一个柯子和一块像菜刀一样的木板。柯子是用柯树（栗树的一种）枝削成的，直径大约2－3厘米，长度为8－12厘米不等，中间为较长的圆柱，两头为较短的圆锥。将柯子放在地上的一个圆圈边上。圆锥一头离地面有一段距离。用刀型木板砍圆锥的一头，由于杠杆原理，柯子会向空中飞起，然后用木板将柯子击向远处，以击打距离的远近论胜负（相当于一次性能量耗费）。如果不急于打出去，而是像托乒乓球一样反复托击（柯子必须控制在向上飞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将托的次数乘于最后一击的距离（比如20米×100次=2000米，相当于利滚利）。当一位参赛者在托击柯子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片怪叫声，有喝彩加油的，有捣乱（分散注意力）的，操场上所有的人都会加入这一狂欢的场面。那种心态，就像眼看到一个村人不断在发家致富一样，起哄的、嫉妒的、添乱的都有。在参与游戏的孩子中，只有那些性格沉着、能抵御外部压力的人才能获胜。
我们知道，游戏就是耗费过剩能量（体力和时间）的一种休闲活动，主要发生在孩子身上。成年农民的能量必须用于跟自然界（包括自然的人）发生交换，以此来促使土地和人的生长能力（广义的财富积累）。只有在特定的状态下（吃、性、节日、祭祀等），他们才会挥霍、耗费。如果一个人的能量耗尽，就意味着死亡。而财富的积累，将农民的剩余能量转换为可见、可藏的实物（包括生儿子），这是农民消解集体潜意识中“死亡焦虑”的唯一方式。农民的剩余能量在农耕生产中得以转换（没有浪费），但农村儿童的剩余能量也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纯挥霍性游戏（暴力、冒险、浪费等）常常会遭到限制，或者不予普及和流传。像“打柯子”、“踢毽子”、“跳房子”这一类游戏，之所以能够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其中隐含着能量转换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其中隐含着“财富积累”的技巧和潜意识。
超越现实原则的游戏
飞翔和远航的幻想
我的老家就在一个大湖边。天高云淡的日子，我能看到湖面上的帆船悠悠地驶过，直到白帆消失在地平线下。我不知道那神秘的水天一线之处是什么地方。那些信使一样的帆船中当然也有我们村的。村里负责驾船跑运输的人，每年秋收后就出门，直到过年的时候回来。每当村里的船只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孩子们就围着那几个船老大转，像迎接远航归来的尤利西斯一样。他们讲着一路上的历险（船出长江口的途中有两个十分凶险的地方，必须下船烧香拜佛，以求庇护）。他们炫耀上水和下水两个大码头（汉口和南京）的种种奇闻逸事。我想象着他们的历险和那些大码头的样子，内心有一种奇怪的冲动。
尽管现在我们村里的船只，都被笨拙的水泥或铁皮机帆船（柴油机发动）所取代，但我还记得那两条木帆船的样子——船板是深土黄色的，漆得锃亮，散发着樟木刺鼻的香味；船的两头高高翘起，跟古建筑屋顶上的飞檐一模一样；两根长长的桅杆高高耸立，挂起布帆的时候极其壮观。这种称为“罗滩船”的帆船，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哪个村里的“罗滩船”又新又大又漂亮，将是全村人的骄傲。帆船出远门的时候，孩子们会一直送到湖边。我们站在岸边感觉不到有风，但船帆一扯起来，就被风灌得满满的，船身飞快而轻巧地飙离了岸边，后面还拖着一只小舢板。
帆船远航去了，孩子们也开始了自己的“远航”。学习制作木帆船模型，是湖边孩子们的必修功课。小舢板一般是自己制作（“罗滩船”的制作十分复杂，必须求助于大人），可以用整木块雕刻，也可以用小木板钉成，然后抹上油灰（桐油加石灰加麻丝），涂上桐油晒干，安上桅杆和布帆。孩子们带着各自制作的帆船到湖边去放船，就像去远航一样。
与航行游戏相似的是放风筝。制作风筝也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亲自动手的（竹子、纸张和棉线）。放风筝游戏比帆船游戏更为抽象。航行游戏是模仿成人的流浪行为（也包括非农耕的商业行为）。放风筝游戏却是对鸟类的模仿。航行游戏是对土地或农耕价值的否定（其起源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性质），而飞翔游戏则是对地球引力的否定（其起源有哲学或人类学性质）。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对束缚力（引力）的否定和对自由、飞翔的向往。乡村儿童的这类游戏与城里人不一样。城里人的放风筝游戏带有消费性，常常是大人陪着一起玩儿；城里孩子的航模游戏就是一场智力竞赛，是大人的教育投资的一部分。相反，乡下孩子的航行和飞翔游戏，隐藏着一种梦幻般的僭越。飞翔和远航游戏，就像一首孤独的童谣，是乡下孩子自己对自己的心灵安抚。它在幽暗的童年生涯中，留下了一道光亮。
性游戏和早衰的童年
乡村儿童很小就开始玩性游戏。在公众场合，他们玩的是“拜堂游戏”，男孩和女孩一起装扮新郎和新娘，坐花轿、入洞房，全程模仿。这种游戏往往会得到大人的默许和鼓励。但在私下里，儿童们经常会玩生育游戏，让女孩子躺下，男孩子来当接生婆。再大一点，他们就能在成人聊天的时候，听到各种极其露骨的黄色笑话，或者看到成年农民打情骂俏时的当众越轨行为。在更小的圈子里，他们会直接传授性知识。实质性的性游戏，有时候会发生在十到十二岁的孩子身上。对此，除了女孩的父母感到害羞，并痛揍女儿之外，男方的父母往往得意忘形，认为自己的儿子大了，沾便宜了。其他人会带着兴奋的心情传播这个故事，并当众嘲笑男孩，说他不害羞，这么小就想老婆云云。
乡村儿童连识字都成问题（辍学，甚至根本不上学是常见的事情），还谈什么接受科学的生理知识，以及科学的性启蒙教育。最奇怪的是成年农民的心理。他们一方面是传统乡土社会性禁忌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带着隐秘的心态去刺激儿童的性意识（讲色情故事，当众调戏农妇等等）。我推测，一是个人性压抑通过话语传播方式向儿童的转移；二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农耕精神的体现——试图通过施肥来促使庄稼快速成熟，也就是用色情笑话来促使儿童性的快速成熟。按照现代人的观念，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但是，按照农民的价值观念，这就太正常了。该成熟的就要成熟，该收割的就要收割，不管是稻子还是人。“施肥”行为，并不能将庄稼成熟的日子提前，只不过是让庄稼长得更肥而已。不管肥的瘦的，到了成熟的季节都要成熟。
性意识一旦成熟，“性游戏”时代就提前结束了，最旺盛的身体生长期也提前结束了。伴随着“性游戏”的结束，孩子们就像秋天一株没有完全成熟的稻子，其标志是，生长的意义被收割的意义所取代，早婚宣告了他们孩提时代的提前结束。此时，无论是泥土还是植物和动物，一切游戏因素都变成了生产因素。从此，他们只能没日没夜地从事与种稻子和生儿子相关的“农耕生产”。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既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也没有足够合理的营养补充，完全是超额耗费积攒了十几年的老本，透支原本不甚健康的身体。在我的老家，十六、七岁的少年结婚的比比皆是。昨天还是乳臭未干的少年，转眼变成了儿女成群的父亲。
“性游戏”实际上是一种“死亡游戏”，是对现实“唯乐原则”的否定，也是对真正的游戏精神的否定，就像最后一次狂欢。童年时代过早地结束，苍老过早地降临在他们的额头。灰暗的脸色和布满皱纹的眼角上，还隐约能见到一丝稚气。我最害怕回老家见到同龄人。他们就像镜子一样，照见了未来死亡的容貌。
张柠，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化的病症》、《土地的黄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