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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司令马科斯：后现代革命与另类偶像
作者：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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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第一天,并非所有人都带着面具｡面具,显然并非有意为之的萨帕塔人的标志｡起义的最初几周中,一次当马科斯为众多记者所包围时,其中一位高声喊道:“摘下面具来!只有罪犯才遮住他们的脸!”对此的回应是,马科斯伸手准备摘去滑雪帽｡但与此同时,周围的记者和人群一片呐喊:“不……!”面具留在了那里,马科斯因此而创造了关于面具､关于无面之人､关于遮住面孔方获得注视､关于面具是一面镜等诸多萨帕塔运动最重要的修辞,由此打开了一处巨大的社会参与与实践的空间｡
当伊兰•斯塔文斯指出,面具是“一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墙,它如同一张盾牌和一处掩体”之时,他仅仅说出面具之于萨帕塔运动的一半意义｡凡墙必有门｡当面具成了自我与世界间的一道墙,成了萨帕塔人与外部世界的一道墙之时,它同时是一扇门;凭借这扇门,蒙面的浪漫游侠骑士马科斯从一个拉丁美洲司空见惯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自我中脱颖而出;经由这扇门,整个墨西哥社会得以进入并介入萨帕塔运动｡同样,它是盾牌和掩体,也是长矛和聚光灯;它遮掩了面具背后的“真身”,同时照亮了反叛者的形象,并迫使人们去正视｡
墙与门,入与出,正是萨帕塔人“智慧的即兴创作”的重心之一｡事实上,起义伊始,已出现了萨帕塔人不曾预料的局面:既非全线扑来的政府军将区区数千起义者撕成碎片,亦非——马科斯所谓万分之一的可能——墨西哥各地揭竿而起响应起义;相反,与政府军同时,甚至更早,如潮水般涌来的是数万名志愿者､新闻记者与NGO组织｡换言之,接踵登场的,是墨西哥的市民社会｡萨帕塔人以倔强但吁请的姿态面对着墨西哥市民社会:“墨西哥,不要再没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独｡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出卖｡”
1994年6月,当萨帕塔社区公决否定了政府全面收买式的和平提议之后,萨帕塔人发表了《第二丛林宣言》:“今日我们宣称:不!我们决不投降!”在这份宣言中,萨帕塔人倡议墨西哥社会各界召开全国性的民族民主大会,共同商议墨西哥社会的问题和未来｡萨帕塔人主动提出作为东道主,邀请大家前来拉坎顿丛林｡因此,出现了又一次智慧的即兴创作,一个游击战史､社会运动史,或许也是建筑史上的奇观:在热带丛林深处,短短的二十八天之内,由玛雅原住民设计､施工建成了一座可接待､容纳八千名与会者的巨型会场和建筑群｡这会场被命名为阿瓜斯卡连特斯——墨西哥革命中农民领袖萨帕塔召开第一次立宪会议的地点｡8月,近六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深入丛林,出席了这次奇特的大会｡市民社会再次被呼唤和赋予了具体而有力的形象,而政府军的封锁线事实上被冲破｡这是入,也是出｡
也是在阿瓜斯卡连特斯,马科斯第一次引出了海螺——这一在玛雅文化中充满了象征与哲思的意象,也是萨帕塔运动的重要理念和修辞｡那是一个蜷曲进去或舒展开来的形象;那是一环环带领你进入､又引导你走出的螺纹;那是朝向内心的探究,也是面向外界的凝视;那是大海涛声的贮藏所,也是传播号角的扬声器｡入,也是出｡
继而,1995年8月,在数万政府军的铁壁合围之间,萨帕塔人通过互联网,就萨帕塔运动的政治前景展开马科斯戏称为“星际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意调查”,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投票,绝大多数人拥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转化为墨西哥的政治力量｡
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政府谈判代表的一轮又一轮､旷日持久的谈判之间,1996年初,萨帕塔人又一次敞开大门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邀请所有反对新自由主义､渴望一个不同世界的人们前来萨帕塔人新的首府:拉坎顿丛林中的“真实村”｡于是,1996年的春夏,偏远､蛮荒､遍布泥泞､弥散着浓雾的真实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中心和另类的嘉年华会｡约翰•罗斯以调侃的口吻写道:“1996年春,群星降落恰帕斯｡”先是好莱坞明星与欧洲名流的“分列式”:以著名电影导演奥利佛•斯通及其摄影组为先导——他刚好在奥斯卡之夜进入丛林,那一天,他的巨片《尼克松》正以四项提名角逐奥斯卡;接着是电影明星埃德华•詹姆斯•奥尔摩斯｡此后是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紧随其后的是国际著名人道主义活动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妮埃尔•密特朗｡提供“背景音乐”的是拉美数个朋克乐队｡更重要的是,国际群星莅临,并成为墨西哥传媒的头题新闻,为萨帕塔人提供了新的象征性“人盾”,政府军计划中的军事行动被迫延缓｡
这一年的7月,在拉坎顿丛林深处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令真实村如同灿烂且密集的星空｡六千余名来自四十二个国家的客人中,有重量级人物､萨帕塔运动著名的支持者､拉美最重要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享有全球盛誉的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们,当代法国极富创见的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俄国电影制作人鲍威尔•卢冈､突尼斯著名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律师､作家吉茜莉•奥里米,等等,等等｡那是极为奇特,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组合,来宾中有各国知名学者､艺术家､各地绿色和平或反核组织､欧洲社会主义团体､无政府主义机构､诸如同性恋等少数群体､大量纪录片制作者､无数摇滚､朋克､嘻哈乐队､巴西工党､无地农民运动､拉丁美洲各国前著名游击领袖,甚至有一个正式古巴代表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国各式的服装服饰,听到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一次建造巴别塔的会聚｡先于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1999年)､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萨帕塔人率先展示了一次全新的联合:“拥有共同的拒绝､不同的追求(One no, many yeses)”的会聚｡类似却不同于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马科斯和萨帕塔人的主张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包容所有世界于其中的世界(A different world, capable of containing all worlds)｡
经历了十八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萨帕塔人与政府谈判代表缔结了《圣安德列斯协议》,承认原住民自治和保有自己文化的权利｡但政府却继而宣布否决这一协议｡
1996年底,萨帕塔人无视政府禁令,以深受墨西哥民众爱戴､病势沉疴的玛雅原住民女司令拉莫娜为代表,出席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全国原住民代表大会｡一入一出,政府军对萨帕塔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封锁已支离破碎｡
语词之战,萨帕塔人的“悖论”
事实上,在萨帕塔运动十二年的历史当中,只有1994年最初十二天的交战纪录｡如果使用罗斯的修辞,将1994年—1995年称作“言说之枪”的时期,那么,几乎从开篇伊始,萨帕塔运动便同时是“武装的语词”的年代｡或者用马科斯的说法,是“我们的语词是我们的武器”｡这正是将萨帕塔运动称为“后现代革命”､“符号学游击战”､“赛伯空间游击战”的含义所在｡这也是萨帕塔运动的外在“悖论”之一:一场以持枪蒙面为其特征的武装起义,却以文字语词为其主要且基本的武器;拉美游击战史最新的一页,甚或像来自逝去年代的一阕回声,却十足的“当下”,充满了后现代文化(甚或后现代文化游戏)的印痕｡显然,这正是萨帕塔人与马科斯的诸多“越界”之一,他们以其原创的政治实践,改写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当代文化逻辑｡如果说,这是一场符号学战争､一场后现代革命,这里涌流着五彩拼贴､几近谵妄的文字､语流,那么,这里发生着的,不是弥散或曰“内爆”,而是始终以其所指物——武装的原住民及其历史与现实的苦难——的在场为其充分必要的前提｡如果说,马科斯不断以精妙的后现代文体于嬉笑怒骂中解构着种种现代社会的神话,那么,这解构的力度却来自于任何语言游戏都无从解构的现实､苦难､鲜血与生命｡不错,马科斯的形象和作为,令今日世界舞台上的诸多政治角色失色,间或令全球波普艺术或行为艺术表演汗颜,那么,这形象与表演,却始终服务于逆转世界潮流的政治尝试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