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环球笔记６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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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资本对中国社会的深层介入
学者袁剑日前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国迷路》的文章,谈到全球化条件下,跨国资本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
袁剑称: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它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它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它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二十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的｡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逸波)
汪晖谈鲁迅
日前,学者汪晖接受《南风窗》杂志采访,认为鲁迅是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汪晖称: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开始他的文学创造和杂文写作,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和文化的空间｡中国的文学,要么是茶余酒后的玩物,要么是文以载道,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鲁迅通过这个空间介入政治｡1922年,五四运动退潮,新文化运动也解体了｡鲁迅写了一首诗,是《彷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的心情好像有点落寞,他所说的“旧战场”就是指在五四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文苑”｡其实,那时候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很活跃,为什么鲁迅突然感觉寂寞了呢?这与文化和政治的形势有关｡这个时候,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卷入了政党政治,年轻一代也受此影响,而胡适等人的兴趣也在转移,整理国故的运动差不多要开场了｡鲁迅的这首诗表明他要坚守这个“文苑”｡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康有为､梁启超通过上层变革介入政治;孙文建立组织､联络军队､发动起义,以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陈独秀､李大钊组织政党､从事革命活动,卷入政治辩论｡但鲁迅是完全通过文坛这一新的空间发出他的独特的声音的｡这个自主的文坛的创造和存在就是政治性的｡他一边慨叹“新文苑”的寂寞,一边表明“荷戟彷徨”的意志,表明他高度重视这个独特空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