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蹲点手记（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作者：汪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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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棉乡党委汪书记出身于郎中家庭，刚满36岁，浓眉小眼，额头上有一道疤，看上去好像半截蚯蚓，走路时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兜里。
汪书记是个脾气很臭的人。在部队时，他因为和北方兵争水龙头洗澡打架，额头被铁桶底圈划伤，留下了一道疤，他写信回来给父母说是火海救人光荣受伤，弄得他父亲十分高兴在单位摆了两桌酒庆贺。他复员后安排在畜牧站养公猪（其实只有三只公猪）。有一次他回乡下喝朋友喜酒，畜牧站的贺副站长趁机偷偷把公猪赶去给亲戚的一群母猪配种，他知道后很生气，冲进办公室指着贺副站长说：“男人做鸭得了舒服还有收入，公猪比做鸭辛苦多了，你怎能分文不付呢？”贺副站长的脸涨成猪肝色。他又大声说：“你以为自己有权是吗，你干脆把我也赶去给你不生孩子的亲戚配种嘛。”贺副站长站起来嘿嘿傻笑。他把发票往玻璃板上用力一扔，说：“这是公猪应得的出勤费，一千块一分也不能少，想占公家的便宜没门。”说完脸黑黑地走了。贺副站长望着他的背影突然大声嚷了一句：“神经病，萨达姆！”
他刚到乡里时大家都以为他干不了，但干部群众很快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凭着常人难以做到的韧性和忍耐，使全乡的计生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有个种香蕉的大老板以为有后台硬是不肯交税，弄得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汪书记知道后一拍头上的伤疤，二话不说就带着乡里的干部职工去地里砍了老板八汽车的香蕉当税款。汪书记还警告他，以后不按时交税除了罚款外还要取消租地合同。老板自知理亏也知道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很铁，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惹他，老老实实按时交纳税款。
来到红棉乡蹲点的当天晚上，他陪我去镇上散步。我说，你都结婚10年了该要孩子了。他说，我是个没蛋之人，生个屁孩子啊。接着他告诉我，在部队时因为一次翻车事故，医院把他的两个蛋子都摘掉了。我说，北京有家医院做蛋子移植手术效果不错，有时间你应该去住院把手术做了。他摸摸裤裆说，现在工作忙，钱也不够。再说，没蛋也好做计生工作有说服力。说完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们一同去围捕一个抢劫歹徒。当时歹徒已躲进镇上一座刚落成的楼房里，扬言派出所不退兵就引爆身上的炸药与楼房同归于尽。我用望远镜看到歹徒身上真的绑了一大包东西，派出所长判断一定是烈性炸药，主张先退兵以后再想办法。汪书记一拍额头上的伤疤，说：“退兵个屁，妈的，你们都不长脑袋的。”他捋起裤腿又说：“你们想想，歹徒是因为抢钱追逃进楼房的，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他有可能准备炸药吗？这楼房是别人的，他不可能提前进去藏上炸药，而且这歹徒前几天才去民政局登记，一个要结婚的人会想死吗？”他的话把我们都弄糊涂了。我们没来得及说话，他就猛地站起来对着歹徒大声喊：
“你听着，不投降休想逃出去。”
“老子不怕你们，大不了与楼房同归于尽。”
“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投降？”
“你们统统离开，否则我真的点炸药了。”
“妈的，你不怕死，我更不怕死。”他边说边举起塑料手枪向楼房冲去。歹徒见来人气势汹汹立即就瘫倒在地，派出所的干警一拥而上将歹徒拿下。经检查歹徒身上的炸药包其实就是一团破布。
这事在乡里一下子就传开了，汪书记见到有人提起这事就满不在乎地说，屁大小事，说来说去干嘛。我问他，你怎么对歹徒如此了解？他沉默了片刻才说：他是我的堂弟，从戒毒所出来不到三个月。
不久，他向我请假要去北京移植蛋子。我建议他冬天去刀口容易愈合。他说不了，冬季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而且老婆也天天催。没想到仅一星期他就回来了。我惊奇地问：手术怎么样呀？他拍拍额头上的伤疤说：“他妈的，现在的科技真是绝了，想不要蛋就不要蛋，想要蛋就有蛋。”说这话时，他眼里放射着光彩，脸上的笑容跑到耳朵边，额头上的蚯蚓也显得生动起来。
手术室的灯光
晚饭后，乡里的干部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简陋的政府大院立刻陷入了寂静。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听到了鸟叫狗吠，听到了门窗经不住风吹发出的“砰砰”响。我不知道这样的情景还要延续多少年。
其实我并不孤独，因为还有值班室的老胡。这时老胡正戴着眼镜坐在大门口翻杂志，他很快就翻完手上那本杂志，然后抬起头望着窗外那株老椰树发呆。
老胡今年五十出头，满头白发，说话歪嘴巴，妻子去年车祸死了，儿子在省城工作，为此他打了几次报告要求内退，但乡党委都压着没批，理由是不满60岁。
我在院子里随便走了几圈，见他还是神经兮兮的样子，便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去通知钱副乡长到我房间里来，有事找他。老胡抬头看看我就诡秘地说，钱副乡长很忙呀，正在卫生院上夜班呢。我有些纳闷：钱副乡长既不是医生又不管卫生工作，他去医院干什么，难道他病了或是去看别的病人。我对老胡说，你一定带我去看看。老胡见我态度坚决，便关上大门然后领我朝卫生院走去。
卫生院离乡政府并不远，远远便看见三楼有一些灯光从窗帘里透出来。走进昏暗的楼梯口老胡就停下来说：“你自己往三楼走吧，不要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乡长知道了又要卡我了。”
上了三楼才看清灯光是从手术室传出来的。我悄悄推开玻璃门，只见明亮的灯光下，黄木方桌上堆满着麻将，四双手正哗哗地洗牌。钱副乡长见到我急忙站起来说：“我们玩一玩，出的卡都很小。”其余三人理也不理照样低着头哗哗地洗牌。
钱副乡长急忙摆了摆手，他们才悻悻地站起来，抽出抽屉里的钱慌忙离开。我拦住问：“你们是什么人？”一人说是包工头，另外两人都说是外地来收瓜菜的老板。我说，你们不知道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玩得很少，偶尔玩玩。”说完他们就兔子般溜下楼。
返回乡政府的路上，我想，打麻将成风的根源在领导干部身上，如不及时制止势必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回到房间我找来老胡作进一步的了解。老胡摇着头说：“没办法，乡里的领导个个都这个样子，没药救了，彻底完了。”
“钱副乡不是改了吗？”
老胡冷笑一下：“改个屁，他哪一天不赌到三更半夜。”
钱副乡长原先是田鸡乡的副书记，因为夜里打麻将白天不上班，被组织部免职调到红棉乡当民政干事，两年之后表现不错又官复原职。钱副乡长打麻将水平不一般，赢得多输得少，据说，他曾创下了连打三天三夜，赢了八万块钱的纪录。当然，这些传说都无从核实。
思想工作不能过夜，我决定连夜和钱副乡长谈谈。
钱副乡长迈着鹅形步来到我房间里，他坐在对面脸色很不自然。我直截了当地说：“挨过处分了，为什么不吸取教训？”
“书记，你不知道，这是乡长让我这样做的。”
我大吃一惊：“乡长让你去打麻将，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他上夜班的真相说了出来。钱副乡长官复原职后负责乡政府的接待工作，但乡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干部职工的工资都欠了几个月哪里有钱搞接待。但县委机关的领导同志来了总得要接待的。于是吃了没钱付先赊着，时间一久债越欠越多，酒店老板再也不给赊账了。后来，改在乡政府的饭堂接待，是便宜了一些，可买酒买菜的钱又从哪儿来呢？先是书记乡长带头拿工资垫，但机关下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干部职工的工资很快就垫完了。书记乡长再次动员干部职工，有鸡的出鸡，有鹅的出鹅，有狗的拉狗。尽管如此，接待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无奈之中乡长咬咬牙想出了歪招：让钱副乡长打麻将赢钱，白天不用上班，赢了70％归公，输了钱副乡长自己负责。
钱副乡长真的不负众望，夜夜搓麻将，次次有收入，一年下来不但还清了乡里欠酒店五万多元的接待费，而且还还清了自己在县城建房时欠下的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