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
作者：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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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还挺有艺术性的，它把这样一种现实的，农民工的女儿找父亲这样一个故事，跟现代人精神上那种迷惘感结合在一起写，这应该是一种比较新的写法。因为一般的写底层的大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故事讲到这儿就完了，不会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悬念，更多可以去猜想的空间。但是这个小说就留下了这样一个东西，让大家不断地琢磨，她父亲到底在哪儿，或者是这个小说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东北的女作家迟子建，她写的一篇小说叫《花鶹子的春天》，发表在2007年的《佛山文艺》上。《花鶹子的春天》这个小说挺有意思的，它就是写花鶹子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他叫花鶹子，因为这个人有点像花痴，特别喜欢女的，小说一开始写他把一个女孩“摁在草地上，干了那事”，然后又写他把上坟的小寡妇给糟蹋了。因为村里人对他都特别有意见，他父亲就不让他在家了，带着他到山上去砍树，在砍树的过程中，突然有一棵大树倒下来，正好把他砸到了，所以他就失去了性功能，从医院回到村里之后，别人也都不害怕他了，以前大家都觉得他会侵犯别人，比如乳鶹子刚结了婚，就不愿意让他见他老婆。
九十年代初，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大部分都是男人出去打工，对自己的老婆不放心，他们主要是防备两个人，一个是村长，村长可能会欺压自己的老婆，一个就是他们村里的一个教书先生，这个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比较讨村里的小媳妇们的欢心，大家不放心，就公推花鶹子来替他们看着他们的老婆。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已没有性能力了，所以对他比较放心，他也很高兴地答应了，承担起了维持村里的道德伦理的这样一个角色。第一年打工的这些人回来之后，看他做得特别好，没有发生事情，他们都很高兴，给他带了很多礼物，然后这些人过了秋又到城市里去了。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村里的女人没有出事，这些男人出事了，在外面去找小姐，回来之后村里的这些女的都对花鶹子不满，说我们这些女人都很好，你把我们的男人放出去，他们倒变坏了。接下来这些男人走了之后，村里又来了勘探矿藏的一批城里人，这些城里人好多就跟村里的女人搞上了。花鶹子处于两头受气的一个位置，他要去管人家那些女的，那些女的不让他管，等到男的从外边回来了，说我们让你管你怎么不管，是这样一个角色。小说有这样一个寓意，说第一年你们出去打工那一年是我的春天，是我感觉最好的时候，我的春天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就好在这样一个人物，他从一个有点坏的一个人，想变好，变好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村子里秩序的维护者，后来他就眼睁睁看着整个社会重新变得失去了秩序，本来最早他是破坏秩序的人，后来想维持整个秩序而没有办法办到，就是这样一个反讽的故事。这个小说题目起得特别好，叫花鶹子的春天。整个小说是通过这样一个不特别正经的人物，对农村三十年来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梳理，有一个反思。因为这个人物特别有意思，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第二，我觉得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最为激烈，因为思想活跃，所以有可能出大作家和大作品。底层文学是从2004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热点，是文艺思想界最为活跃的一个话题。我前几天在网上查一些资料，看到2006年关于文学理论论争的三个最重要的话题，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底层文学。另一个文章说2007年上半年，这个话题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因为思想争论最为活跃，所以不断地会有新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之中，反对的声音也很多，有很多人反对底层文学的提法。有人觉得底层文学是一种新的工具论，像以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样的文学一样，它不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专门注重它的工具性。还有的说现在这些作家，包括一些赞成底层文学的这些人，是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做一个道德的姿态。还有的说现在描写苦难成为了一种时髦，底层文学成为了一种时尚。
我自己的感觉是底层文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正好的还是太少。《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在中国连不幸也都是相同的，这就凸显出来这几个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几亿人都为一个问题不幸，比如房子、拆迁等等，但就是改变不了，这不也是很荒谬的吗，如果有人把这种荒谬性写出来，我觉得应该会是大的作品。其实有反对的声音是最好的，因为大家在争论，说明了这个话题是有比较大的困惑，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才会不断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作品出来。
第三，我认为底层文学是有很长远的发展前景的。从刚才简单的介绍也能看出，现在最活跃、最有艺术性的，大多就是描写底层的作品。不仅如此，我觉得这些作品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都是具有先锋性的。去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上映时，上海的一个文化批评者王晓渔写过一篇文章叫《为什么文学界没有贾樟柯？》，我不太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底层文学”已经超越了贾樟柯，不是文学界为什么没有贾樟柯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电影界没有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的问题。贾樟柯我也是很喜欢的，他的《小武》、《站台》我也很喜欢，而且很早就喜欢了，包括《三峡好人》我也比较喜欢，但喜欢是有不同层次的，如果相对于《无极》、《黄金甲》这样的片子，那我当然会喜欢《三峡好人》，但这并不是说《三峡好人》就没有缺点了，所以我觉得汪晖、李陀发在《读书》上的文章，把贾樟柯说得有点高了。我的批评主要是两点，一是他的精英视点，二是他电影中的世界是一个“沉寂的中国”，不是“活的中国”，所以他是从外部、在高处来看这个世界，这样他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麻木、忍耐、逆来顺受这样的表情。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所以这是一个精英的视点，我们优秀的底层文学已经超越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会怎么样呢？不过先要说清是哪个“世界”，我觉得整个的文学界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只看那些欧美的、西方的文学，只看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焦虑的情结，有一点盲目崇拜。其实最早像鲁迅先生他们翻译外国文学，最注重的是“弱小民族”，像捷克、波兰这样的一些比较弱小的民族。我一个朋友在出版社，最近准备翻译出一套关于非洲文学的书，我说他这个想法特别好，非洲文学我们了解多少，八十年代以来几乎就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但不一定就不好，我看阿切比的《崩溃》就很好，但是像这样愿意扎扎实实做些事的人太少了。我们的文学眼光太势利了，如果做文学也这么势利，真还不如去做些别的。
其实你看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二十世纪的拉美文学，有哪一个是靠模仿发展起来的呢？他们都是在关注现实与精神问题的同时，借鉴西方文学的形式，从而超越了西方文学。我们举俄国的例子，屠格涅夫的小说是最符合当时西方长篇小说标准的，也是最早为西方接受的，但他的小说并不是俄国文学中最好的，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超越了“标准”的西方小说，像《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对位式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和“狂欢”，都是那个时代小说艺术上的伟大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靠模仿得来的，而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对“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的热爱，在他们的精神上引起了极大的痛苦，但按标准的西方长篇小说的形式，却无法表达或者无法完全地表达，于是他们突围出了这一“标准”的束缚，从而有了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的作家，要想真正有所作为，不能简单地模仿，也不能整天坐在家里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应该关注社会、关注底层，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叙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