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四十七士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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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缘故，这座庙的性质一朝骤改。它不仅变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变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场。
果然，后来东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国般的归宿。闻名四海，八方来朝，他们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许他们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浅野藩主，但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着浅野墓与他们结缘、给他们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们也使江户城的刃伤事件，添加了一个正当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此庙与著名的长野善光寺、更与靖国神社不同。
因为，前者供养着侵略日军的二百数十万柱遗骨，后者则合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帝国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通俗地尝试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作为国家的、日本的亡灵。
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相悖。概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原来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评是否离谱？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也为天下的大义所难容。而泉岳寺，却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泉岳寺的和尚一边通过寺社奉行（管理寺庙神社的衙门）报告此事，一边闭了山门。因为谣言已不胫而走，泉岳寺的和尚当然不希望闻风而来的市民阑入寺内，乱哄哄地围观。他们端出“白粥”，款待血迹斑斑的四十六人，据说还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汇报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暂时拘押在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时许，一行离开了泉岳寺，分别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时抵达完毕。
此时，吉良家一边收拾狼藉，一边搜求那颗丢了的吉良头颅。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则据有司指示，把头颅送回吉良家。此头葬于东京牛鷕万昌院，应距鲁迅留学的弘文学院不远。
幕府为妥善处理此案用心良苦。对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论”的与强调“法治论”的各各有之；对吉良却是众口一词主张严惩。将军德川纲吉大概因曾经草率处理刃伤事件心中有愧，这一回倾向“助命”，饶恕义士不死。无奈不得幕府评定所提出文书。反体制和造反，毕竟不会得到体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达，判决四十六义士切腹。
1942年沟口健二的电影巨片《元禄忠臣藏》，就以这个镜头结尾。
一切纠葛都已经处理和清算完了，从画面彼岸深处，传来呼唤大石内藏助的点名声。大石站立起来，表情满足而镇定，迎着画面走来。摄影机越过他的头顶，摇向细川宅邸深处、准备万全的切腹场。
庭院四周，高低错落的廊下阶上，排排跪坐着武士，肃穆沉默，一丝不动。镜头俯瞰下来，院落中央，一领白帐搭就了一个凹字屏风，隐约围着一块白布座席。前、后或者左右，都有成组的武士，挟刀跪坐。那一瞬的视觉不能诉说。但那视觉不得延续，因为镜头随着尾声的音乐，一掠即离，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感确在极致。每个细节都无法看清，每个细节都被充分想象。包括大石内藏助；对他最后的了结，仿佛表演过了，分寸一毫不差。电影结束了，对艺术的惊奇才刚开始。
难以置信——这是一部战争的国策宣传片，伴奏着日本把战争从卢沟桥扩大到太平洋的军乐。难以置信——美感居然能与罪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装入侵犯的内容。
4.士
我总是忆起自己两次去王屋山，探望聂政故里的往事。
那地方还沿袭古名称做轵城，是一个窝囊的中原农民世界。有意思的是，黑棉袄的农民都知道聂政、深井里，还盖了一座聂政祠，虽然一眼粗看，全然没有烈士之风。
正是这般百姓风景，诱人深思。古代的形象又是怎样？古代还存留一点蛛丝马迹么？
今冬等写完了这篇文字，也许我会再走一趟深井里。在报纸上读到一个记者说，他曾在聂政祠，和守祠堂的老汉谈到我的聂政小文。
再去时我的背囊里会多了一件东西，不消说，它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
曾有过一瞬想在深井里把文章写完。我拂不去一种预感，我朦胧地觉得，无论日本的四十七士，无论古典的聂政荆轲，他们都要梳理通顺——与那些黑棉袄农民的关系。
不过，一旦拿它与《史记·刺客列传》比较，就会发觉它们之间存在质的差距。《史记》的刺客，虽然也都有巨大的复杂性，但一般说来，他们可能遵从彻底叛逆的思想，也就是个人的思想。如专渚、聂政是为知己、荆轲乃为祖国，都与赤穗义士似是而非，稍存异趣。
此外，中国古典中的这些英雄，大都以一人挑战强权，甚至独自作对国家。而四十七士的仇家只是一人，对幕府则俯首唯诺。
四十七士，勇则勇矣，但稍缺《史记》刺客那强大的个性。不易发觉地少了一丝个性，却大张旗鼓地多了一种集团性——如此感想属于苛评。
这集团性，琢磨不透，古怪暗藏，劳人沉吟。
它迫人不得不追究——包括忠义、牺牲、仪礼在内的思想。四十七士的忠君思想，存在着先天的、源自中国的缺陷——这缺陷也隐藏于太史公的《史记》；当然，更有在日本发育中形成的某种畸形。
古典所谓“士道”，包容深沉。即便《史记》的刺客们，也未必达到了它的境界。古典中“士”的境界，几近做人的极致。何况其“道”，已经近乎社会的理想。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浒》豪杰，实践的不是古典的士道，那只是天下无序的蜂起。
“士”是什么呢？它虽时而仗剑，但更是文雅修养，是社会变革的目的。士唯公理是从，剑随时威胁君王。这些，都未必能由日本的“武士道”涵盖。
在中国，《战国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是中学语文教科书课文。我对古典知之太少，只对这一篇印象深刻：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生，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且）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生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齊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战国策》表达的概念很重要：“布衣之士”，强调的并非士的名分而是士的布衣属性。“若士必怒、天下缟素”，剑指的目标是霸道的君王。或许可说，它不仅与日本不同，也与《史记》的刺客们有别。
日本的“士”，先是荣誉的名分，二是效忠的武者。他们可以壮烈舍命，但他们并不犯上。明治以来，它渐渐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与帝国、右翼、侵略等语结缘。武士道，渐渐与中国古典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