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四十七士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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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最初接触日本时，就听说了这个传说。但对我，它却一直语焉莫详。在观察四十七士的过程中，感受和道理，都不易说清。
它本身蕴藏的“理”，已经艰涩。哪怕外国人和日本小孩一样，兴趣盎然，兴致勃勃，喜欢讨论、渲染、琢磨它的每个细节，但他们并未讲清它主导的道理。中国人更是：一边觉得其中古典的理论似是而非，一边心情沉重，因为它和中国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日本追寻“四十七士”的轨迹，这事对于一个中国人，有一点像是阑入又类似升华的、说不清的滋味。
以前，我始终也没有余裕——从正面观察或赏味日本的古典。谁知奢侈的夙愿，竟在阔别后实现，十数年后的深秋，踏着鲜艳的红叶，我在半个日本，居然把四十七士的地点巡游一过。
1.赤穗城
赤穗城，在日本星罗棋布的“城”中，只算是一个小城。不只是面积，它比不了许多城那么形势险峻，或者坐落形胜之地。只有心静下来仔细参观，才明白这里的平缓海滩，给了赤穗以制盐之利。这是一个理财有术的小国，虽然小，却有独特的富裕。
从火车刚刚下来，视野里一下就充满了四十七士的广告、宣传画和各式商品的招牌。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一个本地的小学女教师领我们参观。她领我们不是直奔城堡，而是先去了两座庙：永应寺和花岳寺。那里有大石内藏助的亲笔遗墨：他把一口铸钟献呈给这座寺庙，处理后事另有雄图的语气含而不露。那里有书家某某的给他的挚友掘部安兵卫的别诗：“结发为奇士，前金那足言。离别情无尽，胆心一剑存”。一株忠义樱，一棵不忠柳，一柄据说大石内藏助用它最后结果了仇敌性命的、九寸五分长的匕首。
他们在离开故里赴江户之前，处理了不少物品，安排了许多后事。故乡人当时懵懂不知，现在感激涕零，到处都展示着夸张而自豪的遗物。
然后又去了大石神社。如一通经幢的方石碑上，刻着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伯爵的手迹，行草潇洒，抄写着明治天皇褒赏四十七士的辞令。不用说，对赤穗义士的特意颁诏，是取代了幕府的明治新朝，对国蒙屈辱、人有遗恨的赤穗士民的笼络。但它的措词，却是对四十七士行为的最官方解释：
……固执主从之义，复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奋兴起。
（《忠臣藏》P.211，松岛荣一著，
岩波新书，1961年）
凝视着东乡平八郎的字迹，我久久琢磨其中滋味。不一定，我想，惹得人们喜爱的，并非一定是忠君的精神。
四十七士事迹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远）的大名（领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在他轮值江户城的招待官役的时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节的仪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驻地江户城内松之廊下，与一名老年权臣吉良上野义央发生冲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浅野在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这就是严重违纪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此事震怒了当时将军德川纲吉。他不容宽恕，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兹“断绝”。这就是说：赤穗藩的名号封地一律撤销、赤穗城向幕府开门缴城、大名浅野家削为布衣。作为藩士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浪人”。
浅野欲辩无辞，时不他待，当日便急急剖腹自决了。
消息传到赤穗藩。
震惊的赤穗藩士们，无法接受突兀的祸从天降。随着事实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这一思路，是后日他们决意和行动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后来脍炙人口的原因。
他们认为：既然在江户城松之廊下发生的刃伤事件是两人纠纷导致，那么按照“喧哗两成败”（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应该是吉良和长野两人均遭处罚。一人逍遥法外，一人即日切腹——这是幕府处理的不公正。而且，这不公正太过分，已经无法容忍。
至于招惹主公怒极失态、禁地拔刀、导致刃伤的吉良，他乃是这场巨大灾难的祸首，是不可饶恕的仇敌。
一场造反开始酝酿。赤穗武士决心以传统的“仇讨”（あだうち）形式，向仇人吉良复仇，并且用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击不公正地处理刃伤事件的幕府官员。
决意变成一个极度冷静的计划。它在策划、运行、圆满的过程中，几乎变成了艺术。已失去藩士名分、变成浪人的他们，恭顺地献出城堡、放弃职俸、四散飘零。没有一个武士抗议，没有一件摩擦发生，一个藩国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国主官）大石内藏助良雄的率领下，盟誓立约，决心复仇。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忍耐、调达、待机，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义士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斗中打败了吉良的侍从（斩杀十六名，伤二十或二十三名），从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人，并处死了他。然后，他们割下吉良的首级，离开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着清晨的积雪，跨过江户的两国桥（有未跨此桥说），向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班师回兵。
他们从泉岳寺的水井里，汲水洗了吉良的首级，然后把它祭于屈死的浅野墓前。已经派人向江户官府自首，这一场讨仇报主、洗净屈辱、维护士道的快举，至此结束了。以后无非是幕府的裁定、个人的生死，恰恰他们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数月之后下达了：切腹。被关押在四处大名宅邸的武士们，逐一静静剖腹，结束了一己人生。他们死后被葬在主公浅野身边，泉岳寺，从此突然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同时，在赤穗，从此以后无藩胜有藩——由于这一事件，赤穗几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藩国。直至今日，赤穗的唯一光荣就是四十七士；赤穗最有名的产业和文化，也是浅野时代开创的、赤穗藩的海盐煮造。
但是，原来的质疑，并没有得到答案。“快举”的背后，“理屈”（道理）不仅没有捋顺，而且日益暧昧不清。
四十七士行为依据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忠君？
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便利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例子似乎为中国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狭义的阐明。岳飞精忠报国的“忠”逸出了范畴，“忠孝”一组的概念却指出：忠经常限定于针对领袖而言。明治的褒赏令，释忠为“主仆之义”。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复述四十七士故事时，口吻和感觉都很不相同。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所著《菊与刀》，是作者在下列条件下写成的：目的是为军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与否的战略估计，著者从来没去过日本，只靠对全体被美国拘禁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获得资料。她对四十七士的叙述，反复使用了一个日本文化概念“义理”（ぎり、义理），并以之替代所有“忠、义、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国古典思想。她的这一话语，再根据英文回译成中文时，几乎又都译成了“情义”——这样出现了一种简单化。“义理”就是“忠”和“义”吗？显然不是。这种解释该驳正么？谁若有意也不妨。只是驳正会很麻烦；就像“义理、情义”，纠缠不清一样。
而中国人，面对这个义士挺身的故事——
陈腐的封建思想！精英们随手就是一棒子。
咀嚼着四十七士事迹，再听这样的批判只觉轻薄。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作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在凛冽的精神面前，对旧道德的讨伐踌躇了。何谓忠的愚贤？况且今日，破除东方的愚忠，往往是无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国主义时的见面礼；如李志绥对毛泽东知遇的背叛，以赤穗义士的道理来看，不过是无耻小人的“卖主求荣”。
赤穗义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开枯燥干巴的理性，鷓鷓然跑向纷纷雪落的桥头，不惜当一回他们的同伙。是的，宁肯欣赏封建，也不愿迎接一种歪理独霸的新世纪。何况今天，东方古典已在被轻蔑的尽头复苏，西方却愈来愈露出狰狞本相，人们终于开始质疑——对西方的愚忠，对资本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