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
作者：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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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看来，上面提到的那些对伤痕文学历史价值的“重新解释”，大概也是在帮助“集体记忆”一起压制我和作家的“当下性记忆”罢。但是，我深感庆幸的是，王蒙的《夜的眼》、张弦的《回忆》、卢新华的《伤痕》等作品已经将这些难能可贵的当下性记忆做了永久保存。即使再用学者身份和学术语言渲染、夸大那些历史的“合理性”，“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恐怕都无法将这些当下性记忆埋葬、抹去、删除，而只会增加这些“重新解释者”的历史知识的无知和可笑。所以徐贲说：“文化批评的反记忆具有重要的伦理尺度，那就是因弱势和被压制而要求解放，要求改善生存环境。”
二
从这篇文章我们还了解到，昆德拉说过：“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甘卜斯特别把近期历史事件记忆和遗忘与强势权力联系起来，说：“忘记近期历史事件和忘记遥远的过去是不一样的。……忘记（近期历史事件）意味着扭曲用以察看现今的视镜。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逃避或排拒。它把发生过的事想象为未发生过，把未发生过的事想象为发生过。这种遗忘是拒不记忆。”甘卜斯深感通过忘记近期历史事件而“扭曲用以察看现今的视镜”的做法的严重后果，而我可能更关心的是他下面那些话，即“它把发生过的事想象为未发生过，把未发生过的事想象为发生过”。在我看来，这是如何“理解”历史记忆和怎样“处理”它的问题。
新时期文学初期，在如何发展伤痕文学的问题上出现过争论，如“歌德与缺德”、“向前看和向后看”等等。在今天看，这些问题已经“过时”。不过，它关乎的如何理解历史记忆和怎样处理它的问题仍然存在，值得重视。如果通过这一角度考察一些小说，会发现“拒不记忆”的现象不光存在于反对伤痕文学的人们身上，同时也发生在从事伤痕小说创作的人那里。后者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他可能以为自己这是在根据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而作出的适应文学变化的一种写作的变化。
高晓声是五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被错划右派后到他家乡做了二十多年农民。这种辛酸经历和底层挣扎的经验，使他对农民的命运有深刻体察。带着这种“创伤性”的历史记忆，他的《李顺大造屋》以主人公二十多年“造屋”而一次次失败的经历，深刻反省和批判了农民在当代社会中的“底层”历史位置。由于这种反思所达到的深度，高晓声因此被称为“当代的鲁迅”。《李顺大造屋》刊于《雨花》1979年第7期，半年后，《陈奂生上城》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发表。令人吃惊的，仅仅就在半年之后，在后一篇小说中，作家理解和处理“历史记忆”的角度、方式完全变了。人们知道，1979、1980年都还处在“伤痕文学”期，然而李顺大的“伤痕”，在陈奂生这里已被悄悄置换为“喜剧式”的上城。（他这样做，当然是在有意迎合“农村改革”的号召和题材要求）。小说一开篇，读者发现陈奂生已经把苦难记忆“遗忘”得一干二净，他兴致勃勃地踏上了“上城”之路：“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一路如游春看风光”。读者进一步看到，随着作者对陈奂生“近期历史事件记忆”的“边缘化”处理，他的“正面形象”已经被建构在另一种“历史”之中。在经历了卖油绳、买新帽、相遇吴书记、“五块钱”住招待所“危机”等一系列故事之后，他的“精神面貌”完全变了，他与自己的“历史”就在这种叙事中彻底地“断裂”。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常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有一次碰着他，也拍拍他的肩胛说：“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多了。
这几十年来，在农民身上果真发生过陈奂生“上城”这种“奇遇”或“奇迹”么？也许发生过，但至少我没见过和听说过——倒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们被领导亲切接见的场面。然而，我们也不能据此说作家在欺骗读者，以他离奇大胆的文学想象去响应柳青、浩然对当代农民的那种乌托邦历史建构，或是他为了获取更高的“新时期文学”地位而故意在那里瞎掰。以我对高晓声的观察，他应该是一个严肃的作家，甚至一个精神上比较高尚和有责任感的人，而且我相信他对与自己同生共死二十余年的农民兄弟是真心挚爱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现实生活”与其“小说”严重的偏离呢？我觉得正是作家对近期历史事件的“处理”出了问题。虽然高晓声确实有深度反省历史的能力，但他仍像当代许多从事农村题材创作的作家一样，特别相信“政策”的正确性。由于他们大多是从“政策”的变化、调整中来认识熟悉的农村生活的，甚至对“政策”有某种精神寄生性，所以，决定了他们“理解”历史的方式，会以对政策的理解为出发点和历史的唯一根据。然而，李顺大“造屋”而不得的“近期历史”，在当时并不是遥远的过去，它还没达到因年代久远而容易失忆的程度，那作家为什么要将它置换成陈奂生上城的现实喜剧呢？这就是甘卜斯在前面所说的：“它把发生过的事想象为未发生过，把未发生过的事想象为发生过。”作家高晓声把主人公未发生过的事想象为发生过了，由于开始进行农村改革，允许农民单干和做小生意，他提前对自己没有经验过的陈奂生的“生活”做了文学的预设。而且也由于读者相信了报纸上的大量报道，相信了小说背后的舆论环境，所以批评家和广大读者都非常热情地认可了这篇小说。它在当时文坛上所处的抢眼位置，一时使许多伤痕小说顿然失色。不过，经过作家这样的历史叙事，我们发现，陈奂生是在以“未发生过的事”来反抗、压制进而否定李顺大“发生过的事”，他是要通过农民与农民之间“历史的撕裂”而“拒不记忆”，最终将近期的历史事件彻底“遗忘”。当然，在具体的写作中，作家对这些现象也许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成功的“转型”，将会给他带来相当负面的文学史结果。
值得警醒的是，我们过去在解释这一切的时候，往往都会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学的转型”，把高晓声的这类小说看作“改革文学”的先声而大加赞扬，却一直对其中历史逻辑的断裂、错位和遗忘置若罔闻。我们的批评家、学者、思想史研究者始终在热情关注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次“转型”、“变化”、“潮流”，满足于为这些转型进行诸多的历史命名，有时还会为某种命名的“署名权”发生争夺现象的时候，“近期历史事件”已经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把发生过的事想象为未发生过”的历史重新定型。所以，与其说高晓声和伤痕文学缺乏对近期历史事件进行深刻反思的能力，不如说我们的思想文化环境还没有为他们的反思提供足够坚固、高大的平台。与其说是这种反思平台的缺乏导致了作家和伤痕文学与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失之交臂，还不如说作家和伤痕文学反思历史的能力其实是天然缺乏的，至少是相当脆弱的。这也是人们至今对伤痕文学历史反思水平一直不满意的地方。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对近期历史事件的强制遗忘造成了官方历史和个人记忆的差别。”他举例指出：“东欧作家因此多有将个人记忆看作抵抗威权统治的力量，而把文化活动作为这种抵抗的场所。匈牙利学人埃思本沙德就此写道：‘威权统治下的东、中欧地区，知识分子以保存个人记忆（回忆录、自传）来保存群体记忆的要求特别强烈，这是因为记忆的传统保存方式——历史书、刊物杂志、教科书、国家节日、博物馆——均遭官方权力所操纵，因此作家便起到了记录者、记忆保管人和说真话者的角色。”不过，《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一文的作者又试图提醒人们：“在不能公开记忆的情况下，无论能否发表，个体记忆写作都可以成为一种抗争行为。但是，这种抗争性的记忆只有在成为公众记忆的一部分时才会真正起到社会作用。‘文革’中所保存的个人记忆只是到了‘文革’以后，因有条件进入公众领域才起到重新记忆‘文革’的社会作用的。”某种意义上，伤痕文学，实际就是一种“重新记忆‘文革’”的文学。它的历史角色和历史责任，是要把那些“抗争性的记忆”（个人记忆）引入公众领域，变成公众记忆的一部分。而人们今天重提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其意义即在阻止那种将“个人记忆”从“公众记忆”中撤出，建筑另一种“公众记忆”——与真正的“公众记忆”事实上无关的所谓“公众记忆”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