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
作者：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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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也是“伤痕文学”三十年。如果没有伤痕文学，新时期文学就将会是另一番历史面貌。而只有在新时期文学的特定历史视野中，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和问题。我的话题，将会从徐贲的文章《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中展开和延伸（见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
一
徐贲在援引哈布瓦奇的《论集体记忆》一书的观点时写道：集体记忆包括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哈布瓦奇提出，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的回忆。”但他强调，“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而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记忆的‘能力’，而且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不与他人相关的记忆是经不起时间销蚀的。”这对理解伤痕文学的缘起具有特别的意义。文学史家喜欢从一篇文学作品最早发表的时间来寻找一个文学期的源头，社会公众和读者则更相信，历史记忆才是历史的第一见证人，只有这“第一见证人”在场的文学创作，才能够产生震撼力和感人的力量。我们发现，伤痕文学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第一见证人的影子，例如卢新华《伤痕》中的女知青晓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张俊石，孔捷生《在小河那边》中的姐弟，张弦《记忆》中的放映员，王蒙《夜的眼》中的我，北岛《回答》、《宣告》中的抒情主人公，等等。在那个时候，他们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承载着为全体社会文化成员讲述“十七年”和“文革”历史的巨大功能。《伤痕》的晓华告诉读者，1969年，由于妈妈被“定为叛徒”，她们全家被赶出原来的房子，“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她还被剥夺了“红卫兵”的身份，受到同学的冷遇和歧视。在“出身论”的痛苦和焦虑中，十六岁的她，决定与父母“彻底划清界限”，到农村插队。但这种“决裂”行动于事无补，在乡下，因妈妈的叛徒问题她入团遇到阻力，恋人小苏调县委工作也受到“政审”影响。九年后，妈妈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当她拿到妈妈的来信回家与其重逢的时候，妈妈却已经在医院病逝……熟知这段历史的人，读到这里无不为之动容、潸然落泪，因为千百万个家庭都曾经过这种破碎后的生离死别和心灵伤痛。由于第一见证人晓华的在场，没有人认为这只是“文学虚构”，而相信这是对他们刚过去不久的人生经历的“再叙述”。晓华就是他们的“历史”的代言人。正如哈布瓦奇所说，“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它所涉及的不只是小说主人公“记忆的‘能力’”，“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尽管这只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但我们还是特别感谢“伤痕文学”，没有这个“公众论坛”，这个可以公开地相互倾诉的“集体处所”，它也许只是主人公本人的“自传记忆”，由于过于渺小、脆弱，很可能会被历史永远地埋没。所以，小说正是历史的讲述者，它代替我们讲述了我们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篇小说，我们能否记住那段恐怖的历史都将是一个疑问。
徐贲又写道：“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近年来，由于历史在淡忘中的湮没，由于新的历史对于旧的历史的不断覆盖，更由于许多时髦新知识对于历史记忆的参与、渗透、扭曲、添加或有意改变叙述方向，对伤痕文学历史价值的评价出现了不小的争议。已经有人指出，这是“新时期历史”对它的一种“重新建构”。也有人认为，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结果。也有人作出了这样“大胆”的结论，“文革”显然也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教训，为官僚阶层和媒体阶层也提供了一场深刻教训。你想——如果不是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表达和自我管理搞成了自相残杀，如果不是群众自己搞乱了，那么精英阶层的力量将大为削弱；如果群众自我组织得很好，自我管理得很好，自我表达得非常有效，那么还要你们知识精英阶层干什么？所以，鉴于“文革”的教训，精英阶层更应该意识到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样的说法，其大胆不亚于说犹太人的被屠杀是一种“历史虚构”。但我相信，这些意见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相信“历史意识”仅仅是“建构”出来的，他们表面上在说自己的话，但实际上，是这种“建构”理论在替他们说话，他们不过是在重复这种建构理论而已，并没有自己的历史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文革”主要是在大中城市展开的，农村某种程度上成为它的历史死角，这就使很多出身在农村的知识分子看不到它那种反人类的残酷性。所以，造成这种历史盲点虽然不太应该，但也是可以原谅的；最后一种，是明明知道，却装着不知道，由于今天贫富悬殊的历史语境，而故意这样说来取得哗众取宠、语惊四座的话语效果。这些现象，在近年来的思想界、文化界应该看到不少，其实已经毫无新意，也难以再让人刮目相看。这种对“伤痕文学”的“再反思”，还呼应着对格瓦拉的重新推崇。说老实话，这种以“建构”理论为自己预设前提，并对“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加以颠覆性认识的学术研究，让我非常忧虑。不过，前一种反思显然是起于当初对伤痕文学的非常粗糙的“政治性”的利用和历史定位的认识，但它恰恰忽视了伤痕文学严峻的历史内容，也即所谓对“一段‘过去’形成的同样的想法”。研究者可能只看到在伤痕文学历史出场的过程中，它确实是作为一段“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然而，在这一切历史的功利性的下面，他们应该记住哈布瓦奇同时说过的一句话：“记忆”也是“当下性”的。
我一位朋友就有这么一个“当下性”的记忆。1966年，“文革”爆发后的某天，他从附近的小学放学回家，在家门口突然看到一个把他爸爸姓名倒过来的大标语，上面写着：“打倒××特务×××！”他当时才十岁，一下子被眼前发生的一切震惊了。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中，实在根本无法将“特务”与养育、并教导他正直做人的父亲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历史给了这个“建构”方法的时候，却难以拿这个来重新“建构”与父亲之间的血缘关系。无论从“物质到精神”上他都会受不了。说老实话，这是对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他相信有很多人都经受过这种“重大打击”。关键在于，在持续了很长一段和平时期，日常生活经验已经成为人生的全部经验的时候，这种不打任何招呼、突然袭击式的，且夹带着文化地痞式的对善良人们生活世界的瓦解，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能从未发生过。它超出了基本社会伦理、道德操守的底线，甚至革命教育所给予人们的一切东西。如果这样去理解，“文革”确是“史无前例”和“前所未有”的。哈布瓦奇说：“在这样的集体记忆中，人们分享同一的记忆。但实际社会环境的记忆并不总是同类同质的。恰恰相反，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见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而异见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他类记忆或者反记忆。”作家王蒙也有他对自己生活记忆的“当下性”，这就是短篇小说《夜的眼》。1950年代，他因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蒙难，一家人被迫从北京迁居新疆十几年。1970年代末，他从新疆返回北京，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当然也有幸存者的欣喜。《夜的眼》就是以文学书写的方式呈现了作家当年这段“当下性”的记忆。然而作为读者，当看到主人公为终于闻到街头熟悉的羊肉串味而激动，看到他为繁华、沸腾的城市景象而陶醉的描写时，我心里反而为他非常难受。我难受的理由是，他已经习惯把自己压缩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乃至一点点赐予，就会让他这么激动和感激涕零，难道不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我的问题还有：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为什么又捉弄式的让他失而复得呢？是谁在捉弄他、侮辱他，又是谁在伤害那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让他过早知道了生活的负面和肮脏？是什么因素使我们不自觉地学会了畏惧？等等。“伤痕文学”实际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提问方式已经超出了“伤痕文学”的历史认知框架。但我以为这不是伤痕文学之过，而是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掌握表现历史记忆的全部权利。随着年事增长，人们渐渐明白，是一种力量在“控制记忆资源”，不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伤痕文学了解到远比文学更为深层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