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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
作者：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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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于北京森林大第
（本文为作者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程光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重返历史之地》、《东亚的想象》等多种。
参证文本：
“伤痕”文学小议
陈恭敏
文学史上，常常出现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一个时期内，某一作品的出现，为一大批作品开辟了新路，形成一种新的思潮、新的意境、新的文风。短篇小说《班主任》就属于这类独创之作。这篇小说，不但突破了“四人帮”的帮规帮法、帮风帮调；而且，就其立意的深度、构思的新颖、细节的典型与精确、娓娓动人的抒情风格等各方面，都在同类题材创作中，取得了质的飞跃。
随着斗争的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创作，从报道事件过程深入到典型人物的塑造，深入到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班主任》里，没有政治事件的正面展开，没有惊险紧张的外部情节；看不到刀光剑影、皮鞭镣铐，听不到悲嚎与惨叫……人物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人物，事件也不过是接受教育一个流氓学生的小小纷争，但却蕴藏着多么深邃的思想呵！作者没有停留在勾勒宋宝琦这一“畸形儿”的人物形象上，而是“把笔锋深入到更严峻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典型——谢惠敏。着力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过程，深刻写出了那种“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渗进并玷污了”年幼单纯的一代心灵的“帮毒”，使我们从作者洞隐烛微的笔墨中，看到了“四人帮”给年轻一代所造成的“内伤”。作者怀着深沉的忧虑，通过班主任张俊石的嘴，向人们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呼声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呵！
仿佛是和《班主任》相呼应似的，出现了一批写“四人帮”流毒造成“内伤”的作品，其中一篇的题名就叫《伤痕》。“四人帮”不是反对写“个人命运”和“内心冲突”吗？这篇小说就是这样写的。“四人帮”不是反对写“爱情”和“悲剧”吗？小说作者，恰巧既写了“爱情”，也写了“悲剧”。小说《伤痕》一发表，立即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使不在少数的“分析与推理的头脑”大惑不解！即使是读后受到深深感动的人，也疑惑而忧虑地摇头表示不赞成这种写法。觉得“太出格了”。于是乎，什么“暴露文学”呀！“批判现实主义”呀等等，纷纷扬扬，多所指责！似乎《伤痕》成了某种异端。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就说“出了毒草”！这一次，报纸编辑，以过人的胆识，坚决保护了这棵幼苗。编者从千百封群众来信中受到鼓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赞成这部小说，认为作者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评价一部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不能从定义出发，不能凭个人好恶。“四人帮”以帮划线，凡不合帮规者，“一言以毙之”。江青一句屁话，可以枪毙一个剧种。一个大的剧种，代表几千万人，他们可以无视这一事实。其专横与愚妄，令人发指。对于《伤痕》，不管是持肯定看法，或持否定意见，反正你不能无视作品的社会反应。为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
“伤痕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这种特殊性却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否则，王晓华的命运就不会引起广泛的同情。尽管作品在揭示王晓华的心理过程方面，还不够细致与精确，她接到妈妈已平反昭雪的信以后，为什么仍然迟疑不决，还缺乏充分的心理根据。但王晓华因为母亲被定为“叛徒”而遭到的冷遇与歧视，“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株连法”的流毒，在小说中是作了充分描写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从个人遭遇中看到了某种典型现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广大读者肯定《伤痕》，正是首先肯定作者敢于冲破禁区，选择了别人所没有写过、然而又是千百万群众所关心的题材，并且作了大胆的悲剧处理。由于“四人帮”对革命传统的破坏，在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上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远远不止《伤痕》所触及到的。这只是一个方面。能不能因为小说从公社写到县、省各级，都没有给王晓华以关怀，责备作者歪曲了社会主义面貌，至少说环境是不典型的呢？这当然可以讨论。典型问题也是被“四人帮”搞得最为混乱的理论问题之一。这篇短文不可能把它讨论清楚。但谁也不能否认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如果作者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典型现象，他的作品，就能反过来影响生活，改变现实。文艺的战斗性正表现在这里。我们从《伤痕》的热烈争论中，看到了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文艺真正从“四人帮”的桎梏下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它密切了和人民的联系，和人民的心息息相通。不是吗？讨论文艺问题就是讨论社会问题，而且是真正群众性的讨论。再不受各种繁琐公式和清规戒律的束缚。而作者也并不企图以教育者自居，他老老实实反映生活，按自己的思想水平写他看到的、熟悉的感动过和思考过的人物和事件，他不过是把来自现实的事物加以典型化的概括，把感动了他的东西传达给群众，把来自群众的真理还给群众，如此而已。
——摘自《上海文学》1978年第12期
的确出现了一个新流派
——从“歌德”与“缺德”谈到“伤痕文学”
王振铎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多年来的冤、错、假案，提倡解放思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整文艺政策，贯彻“双百”方针。于是，被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多年的我国文艺界，如春回大地，万象复苏。“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整个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繁荣前景已经在望。”（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这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在这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中，像《伤痕》、《班主任》、《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弦上的梦》、《森林里来的孩子》、《小薇薇》、《滚滚黄河总会清》、《忏悔》、《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我爱每一片绿叶》、《黑旗》、《草原上的小路》、《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内奸》、《锁》等大量的小说和《于无声处》、《丹心谱》、《曙光》等戏剧，的确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堪称一个新的文艺流派。不过，这个新的流派不是被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而是被另一些人称之为“伤痕文学”并有所疵议的。这批“伤痕文学”不仅数量大、题材广、品种多、样式新、风格别致，而且思想比较解放，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大多数还正确地、积极地显示了矛盾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作品大胆抒写胸臆，着重描写人物的命运，敢哭敢笑，敢怒敢骂，能憎能爱，颇能触动读者灵魂，启发人们去思考生活、探索真理。它冲破了当代文学的许多“禁区”，为文艺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
“伤痕文学”四个字虽是一些人加给这类文艺作品的贬称，倒也反映了这类作品的某些特征。从题材来看，这类作品多是描写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危害，在人民身心中刻下的伤痕的！其创作方法较多使用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较少使用革命的浪漫主义。若干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林彪、“四人帮”一类反革命分子的猖獗和极左思潮的肆虐，确实给革命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惨痛的悲剧。对这种悲剧，我们多数人或者是司空见惯而不愿深入思考；或者是醉心欢乐而不肯正眼相看。“伤痕文学”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悲剧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许多作品把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制造的牺牲者、受伤者的悲惨形象直接奉献到读者面前，让人民去观看、去评论、去思索。催人警醒，促人感奋。
面对着“伤痕文学”的出现和它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我们的一些批评家们又是怎样评论的呢？
有的说，这是“暴露黑暗”，有伤风雅，给欢乐的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赶快批！
有的说，这是“解冻文学”，牛鬼蛇神出笼，修正主义又泛滥了，赶快压！
《“歌德”与“缺德”》的作者说，这是“缺德行为”，“诅咒红日”，“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啊呀！不得了了！右派似乎又来进攻了，赶快反击！
“左”得可爱的朋友们！请先莫闻言即跳。还是平心静气地看看吧！“伤痕文学”既然在今天中国的文艺园地上出现了，自有它出现的道理。它存在着而且发展着，也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道理。我们的文艺科学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个中道理。
历史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历史发展的道路却不是笔直而平坦的。它时有曲折，偶或倒退。于是，生产暂受破坏，人民一时遭殃，文明突然历劫。恰如地球在运行中猛然发生震动，山崩地裂，使地面留下皱折一样，历史的曲折，也必然给社会遗下它的折痕。小说《内奸》中有一段话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波壮浪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伤痕文学”大多是这种时代折痕的反映。在历史的折痕中，受伤、致残的一代人们伸出舌头舐吮自己的伤痕，痛定思痛，发为歌哭，诉诸文学艺术，记录下人们感情的某种经历，总结出人民思想的某种经验，给社会提供一份独特的精神财富，正常地发挥文艺应有的作用，这有什么值得厚非，备受责难的呢？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