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
作者：程光炜
字体： 【大 中 小】
三
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文化批评还有一种功能，即对语言的“更新”能力。“任何文化思想革新也都是在学习新语言，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忘却，这种忘却不是指失去记忆，而是指识别那些帮助和阻碍思想纳新的东西。”他认为，文化批评的新语言学习机制和记忆、遗忘互动在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讨论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例如，五四时期文化批评的“民主”和“科学”理念就是它的新语言的标志。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继承的是五四的新语言，但又不是在简单重复五四的新语言，而是添加了关于现代化的新表述。
不过，这位作者特别提出，文化批评对语言的“更新”是比较复杂的，其中的辩证性关系尤其值得注意。他表示，一方面，真正的思想文化革新必须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文化批判如果只能借助批判对象的语言去表述它的要求和主张，那么它的挑战就会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受控于对方。它的论争在试图动摇旧文化语言的同时，必然也在间接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文化批评又不能不在现有的语言中发展新语言。如果批判者有意切断与现有语言的关系，一切从零开始，那么他就无法与试图改造的现实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更不用说得到公众的理解了。“绝对拒绝过去，拒绝它的语言，无异于把批判同它的对象隔离开来，这种批判无异于自我孤立，并不会有实际的收获。”
在伤痕文学的文学史转化、转换过程中，文化批评对自己语言的“更新”能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留下的历史陈迹和教训，我们至今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一组相互区别的批评概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们果然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吗？即是一个可以重新探讨的问题。在人们的理解中，它们是一种“进化式”、“历史递进”的关系，而每一次历史递进，都表明了前一个“文学阶段”的完成。没有前一文学阶段的完成，后一个文学阶段所据有的历史认识高度，就无法体现出来。比如，有些批评者认为：伤痕文学冲破了极左文艺路线的各种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它的问题是停留在“社会与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而没有能出现包容更深广的历史内容和具有重大悲剧美学意义的作品”。因此，它必然会被“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的反思文学所代替。但反思文学所刻画的仍然是“过去”的生活，它的不足是没有正面去表现“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拥抱历史前进的步伐。因此，改革文学对反思文学的进一步替代，也就在情理之中。虽然对反思文学向改革文学转换的历史逻辑，批评者没有给予清楚交代，但他们认为，改革文学的意义就在它是“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它“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是“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小说思潮。……我们必须承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历史转换的基本特征可能确如这篇文章作者所说，它们是由“表层控诉”转向“更深广的历史内容”，又因为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接着“回到当下”，试图揭示“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的。文学的发展，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于急剧变动的社会变革之外，如果“绝对拒绝过去”，包括它的“语言”，那就“无异于把批判同它的对象隔离开来”。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文学的部件，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社会的母机来启动并开始自己的历史的。按照一般的文学史规律，这样的判断、推理、总结并非毫无道理。
但问题是，这种文学推理造成了伤痕文学的狭窄化的理解，它通过对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历史性呼唤打压了伤痕文学继续生成的可能性和生存空间。这种推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以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正当理由，宣告了伤痕文学批判价值的终结。而没有意识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应该承担的恰恰是深化伤痕文学历史认识的任务，它恰巧应该帮助人们进一步扩充和丰富对伤痕文学的多层化内涵的理解。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真正扮演了“终结”伤痕文学历史的是什么人？我以为就是作家蒋子龙。他把十七年，尤其是“文革”文学“三突出”的叙述模式移植到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当中。他试图以乔厂长这样的“改革者”形象，以改革者与阻碍改革力量相互博弈的斗争模式，或者以理想主义的大结局，来屏蔽伤痕文学所着力表现的“更深广的历史内容”。正因为蒋子龙是以“改革文学”的正当名义出现的，所以这位“文革”时期的“工农兵作者”，用他耳熟能详、长于操作的“过去的语言”，很顺利地就进入到“新时期叙述”当中，并成为它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出现，使得伤痕文学的历史反思受到极大的阻力，后者通过自传性记忆来改造、充实、丰富历史记忆的巨大努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瓦解与颠覆。按照蒋子龙小说的推理逻辑，新时期的改革者所遭遇的只是旧体制表面上的矛盾，无非是观念、习惯、思想保守之类，更深广的历史内容于是就在这种解释中逐渐匿名、缺席乃至消失。“文革”文学那套先是人物出场，然后组织高潮，最后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的叙述程序，以一种强行进入历史的方式，使“伤痕叙述”变成为边缘化的叙述。因为这种“改革小说”所借用的“传统”激情，一旦与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改革愿望接轨，这种激情叙述便替代性地成为了一种文学的“中心叙述”。我这样说，不是重新要对蒋子龙小说进行“道德式”的批评，而在提醒人们，他的小说叙述模式确实影响、扭曲和改变了伤痕文学发展的方向，简化了理解历史的难度，从而宣布了伤痕文学在文学史中的提前退场。蒋子龙“现象”的真正价值，是以“新时期文学”的崭新姿态，文学叙述的合法性，使伤痕文学顽强的历史挑战再次“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受控于对方”，它“在试图动摇旧文化语言的同时”，又开始“间接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在我看来，伤痕文学不应该是一个仅仅局限于“新时期初期”范围来理解的文学史概念，它其实具有在一个更长历史时段中不断反思历史，也包括要反思改革开放年代新旧矛盾与造成历史伤痕原因之间深层联系的那些内容。进一步说，伤痕文学并没有终结，即使在九十年代后，它仍然负有反思社会不公、平等、影响公众和谐因素的历史责任。伤痕文学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文学口号，一段文学叙述，一宗文学使命，而应该居于当代史的核心，贯穿于当代史始终，它是一个只有在反思和批判的过程才能注入新的理解和历史力量的非常文学史的概念。
这也就是《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作者在强调文化批评“更新”语言能力时所申明的另一方面。他指出：“文化批评以批判态度对待传统，不是要消灭传统，也不是要将传统遗忘干净，而是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记忆传统，这种记忆和遗忘的辩证关系也就是福柯所说的‘非认同式记忆’或‘无认同记忆’。”他进一步反思说：“人们对传统的认同记忆往往是为了从中寻找一个现成的‘我是谁’的答案。‘我是谁’的问题最容易从现存的传统和自然群体得到解答，因为它们为当事人提供方便的定位。当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某种文化的传人或者民族群体的成员时，‘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在我看来，乔厂长们所代表的就是这种“现存的传统”，他们通过一种“认同式记忆”，力在为精神迷茫的人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我是谁’的答案”，并以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示范性，试图为人们进行历史定位。正因为意识到这种新的“引导”和“规范”的历史危险性，所以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对“反记忆”的坚持。他说：“文化批评的反记忆具有重要的伦理尺度，那就是因弱势和被压制而要求解放”，它是一种非认同式的记忆，“非认同式记忆从根本上质疑‘寻找本源’的努力，质疑‘我是谁’这个问题会有简单圆满的答案。福柯指出，对非认同式记忆来说，‘倾听历史，就会发现在事物的背面有‘某些全然不同的东西’；不是某种永恒的和本质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