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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皮手记：诗如何在
作者：于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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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重返言的运动。但汉语萨满教的遗传一直在诗歌中保持着。李泽厚说：巫并不是中国独有，很多民族都有。非洲的也好，太平洋群岛里面的一些部落都有shaman(萨满)，这个词本来也是从俄罗斯通古斯传来。关键是中国把它理性化了。远古各民族都有这个东西，然后走向第二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就是宗教了，但在中国在巫之后并没有宗教这个阶段，而是把巫的特质理性化了，之后它就起了代替宗教的功能。
诗最初是巫师工作的一部分，后来它成为传播宗教教义的载体之一。诗与宗教的渊源来自巫卜时代。其关键就在于宗教总是必须借助隐喻性的言说。上帝是虚构的，他只在隐喻中存在。“真正的宗教对世界的不可言说性充满着敬畏。在信仰的灵光中世界变得伟大，也更模糊不清，因为宗教保守着世界的秘密，人们把自己看作这个秘密的一部分，人对自己并没有确切的把握。”(布赖《干瘪的宗教》)。
在西方，诗成为暗示宗教教义的修辞手段，直到十九世纪才喘过气来，法国诗人马拉美感叹道：“在诗的历史上……诗人再也不是照着唱经台上的圣书歌唱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有诗教，从儒家开始的“诗教”使起源于巫的诗理性化了。《论语·雍也》：“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不语怪力乱神”，史的时代、知的时代、理陛的时代也就是语的时代开始了。诗可以多识“鸟兽虫鱼之名”。诗人从“怪力乱神”的巫事活动中的先知、通灵者、发言人到“诗教”中的诗人似乎顺理成章。沈德潜说“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通天地鬼神之奥”这个起源已经被文明分类为诗独有的功能。
李泽厚先生认为，在巫史传统中，巫的仪式演变为礼。礼就是秩序。但巫的“怪力乱神”非理性的、直觉的部分，在诗中保存着。中国的诗教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不可知世界混沌、神秘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迷恋，这是诗的存在之本。另一方面，是对前者的约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礼记·经解》)。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日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诗人要性情和柔，讽谏批判，要“怨而不怒”，“止乎礼义”，“执中”要“中庸”。“温柔敦厚”不是教义，不是形容词，而是度，是动词式地表达儒家教义的基本方法，它要求的其实正是创作过程中的隐喻方式。微言大义、镜花水月、言此意彼，不可以直截了当，一杆子插到底。这正是诗的修辞方式。
巫史传统在诗这里，巫意味着诗的原始的、非诗、创造性(相对于史而言，非历史的)的一面，史意味着“温柔敦厚”。古代中国的诗歌在晚唐以后大部分只是史，只是诗教，巫气越来越弱，“诗言志”的志被理解为理，逐渐遮蔽了心。“五四”以来的现代诗恢复了诗最本质的一面：巫。诗首先是语言的解放、自由、招魂，但过度自由会导致“过犹不及”，神灵的隐匿，召唤的无效，因此要“温柔敦厚”，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经验。
宋代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前两旬是巫，后二句是史。
在中国，文化就是宗教，中国通过文化去教化人心，而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所以说诗教。为汉语诗人，他一生必经常遭遇巫与史的斗争。巫引领他重返黑暗的荒野、自由、创造、召唤、通灵。史敦促他意识到知识、传统、风俗、秩序和规范。
时代通过怪力乱神、标新立异保持活力。但历史只留下“为天地立心“的部分。
这是一个反自然的、机智统治一切的时代，存在之诗隐匿。
当我说创造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在此时代普遍的反自然的状态中，诗人已经无法自然地写作了，他只有以不自然的方式回到自然。所以，拒绝隐喻是一种回到隐喻的方法。
庄子说，至人无己。而“由于我们的文明是如此根本，而且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浸淫陶冶于理性之中，以至文明中的个人已经葬送了对自己决断权的信心。人们在作价值判断时也想追求客观的确定性和保险性。由于人们在科技化的世界中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乘电车的人根本无需知道电车是如何工作的，他完全可以放心，一切都经过周密的‘计算’了。但如果人们是和人生世界打交道，其中需要‘计算’的重要内容无穷之多，所以人们习惯认为，尽管自己对它没有准确的把握，可是别人已经准确把握了——否则的话，人们就不可能生产出如此惊人的东西——于是，人们就在原本不可能提供的这种确切性和保险性的地方，要求这种确切性和保险。人们不是自己去把握其中的自由，而是在这里也启用科学的客观性。于是世界就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获取信任，各种理论纷纷用科学来装饰自己。韦伯称它们为‘书斋先知’的事业。理性化使世界失去魔力，它剩下的魔术师就是个性和他的自由，面对世界的无神秘性，这些‘书斋先知’的反映是对个性和他的自由的错误的理性化。他们不想在理性与个性的张力之中坚持下去，而是从生活体验中变出一个可信赖的世界意义，就像人们乘电车时那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
这个时代企图通过理性知识技术科学量化一切，而诗是最古老、顽固的唯一无法量化的非理性领域，因为巫性一直保持在诗歌创造的秘方中。这使得诗歌得以幸存。因为人是有心的。心需要一个家，存在需要有一个可以安心的说法。
无心之人的世界正在到来，人们正在技术和物质中回到非人的时代。人类正在从文、从语言中向言退去，不同的是，这个言的基础不是古代可怕的荒野，而是物与技术的灿烂荒野。在这个荒野上，人无所畏惧，因此也不会有心：我对诗的前途并不乐观。
如果诗歌技术化了，成为修辞游戏，成为理性和知识的一部分，它存在的依据也就丧失了。因此所谓“诗教”，在这个技术和物统治一切的时代，意味着诗人必须承担巫师的职责。
许多人呼吁确立诗歌的标准，标准各式各样，一个刊物有一个刊物的标准，一个诗歌圈子有一个诗歌圈子的标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诗歌标准，但好诗只有一种。这是一个玄学问题，用科学主义是无法回答的。标准就是一个科学主义的腐烂名词。在今天，就是现代物理学也对这个可疑的名词嗤之以鼻了，自然是“测不准”的，道法自然的诗歌更是深不可测了。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诗歌的自由发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天才诗人被遮蔽的可能性又降低了许多。但如果“平台”已经不只意味发表的自由，而且成为诗歌存在的唯一方式，只要发表，贴上去，“怎么都行”，怎么写都是诗的时候，另一种更可怕的遮蔽也悄然来临了。平台是好诗的解放也是其末日，因为平台的意思是一切出现在上面的都是好的。平台同时也是平庸之作的赫然藏身之所，平台将诗歌良莠不分地剃成一个平头，如果平庸之作再与权力挂勾，对好诗的遮蔽是非常可怕的。
一个巨大的自由发表平台足以淹没一切好诗，完全消解诗歌的好坏区别。百花齐放，只是一个生态环境，而不是诗歌的品质。在诗歌品质上，我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反对“怎么都行”，反对“道在屎溺”。诗歌生态是一个平台，但诗歌品质就像自然那样，是大地，也是高峰、群山、平原和沼泽地。 在这个一切都平台化的时代，民主蛊惑人心。但我以为诗歌是贵族气质的艺术，为天地立心是天才、王者、巫师的事业，而不是“怎么都行的”大众化民主运动。 诗是我们时代最后的自由领域，尤其在中国，儒教的传统完全毁灭，成为没有任何信仰的，彻底唯物的世界：诗歌不是信仰，但它可以激活我们对自由和信仰的记忆、激情。它可以为我们这个意义缺席的时代给出存在的意义，召唤隐匿的诸神。(本文有删节)
于坚，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于坚的诗》、《棕皮手记》、《相遇了几分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