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
作者：黄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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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许多新的现象，……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
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的中编“1976～1989年间的文学”中，第六章“各体文学创作”的第三节标题为“本期小说创作(上)：中短篇小说(二)”，其中讨论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的“诸家代表作”，作者注意到了《乔厂长上任记》与《机电局长的一天》之间的连续性，认为后者“描写了后期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文革’期间顶着政治风浪抓生产的故事，是这期间短暂的经济整顿活动的直接产物”。作者也将改革小说分为直接反映改革的创作和间接反映改革的创作，前者包括蒋子龙的作品和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间接反映改革的作品又分为三类：“其一是反映改革所引起的现实关系的变动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代表性作家是高晓声和何士光，还提到王润滋的《内当家》、赵本夫的《卖驴》、张一弓的《黑娃照相》、邓刚的《阵痛》、矫健的《老人仓》、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等作品；“其二是反应改革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冲击及其由此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和民情风习的深刻变化”，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被奉为代表性作品，还提及的作品有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其三是表现改革所激起的新的生活向往和人生追求”，“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铁凝的短篇《哦，香雪》和路遥的中篇《人生》”，牵涉的作品还有陆文夫的《围墙》、邓刚的《迷人的海》、航鹰的《金鹿儿》等。
在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在第十七章“面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上)”中设有“对变革现实的介入”一节，专门讨论改革小说。书中认为这一潮流“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到八十年代初，随着现实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改革题材的作品则大量涌现逐渐形成一个高潮”，“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意蕴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能再纳入这一创作潮流的现有框架中”，书中重点讨论了蒋子龙、高晓声、何士光的创作，并认为蒋子龙的创作“直接关注改革事件本身，所谓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而高晓声和何士光的创作是“侧面描写改革的作品”，“更注重改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影响”。
从以上罗列的五部当代文学史对于“改革文学”的论述，可以看出：《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改革文学”概念最为宽泛，历史时限也最长，一直延伸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这样，就把“改革文学”的理论边界逐渐扩展为“文学改革”，即文学从对改革题材、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关注，在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过程中，深化为艺术观念的突破，逐渐摆脱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开放性的发展。但是，撰述者将知青题材小说、军旅小说、女性小说、历史小说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考察，显然有越界之嫌。而且，将问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曾国藩》、《白鹿原》也放置其中进行阐释，为逻辑的严谨设置了障碍。说到根子上，这本文学史为了将最新的当代文学进展纳入教学视野，在文学史分期上有过于急切地追赶当下的倾向，其第二部“(1979～1995)多元美学形态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与贴近当时变革现实的“改革文学”在思维上如出一辙。《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改革文学”(改革小说)的评价，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对其总体的审美趋向提出了温和而隐忍的批评，对于绝大多数当代文学史都进行重点评述的蒋子龙的小说，洪子诚仅仅是一笔带过。《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将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纳入“改革文学”的理论框架，不同于绝大多数当代文学史将“改革文学”限定于小说领域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的独到之处是注意到了《乔厂长上任记》与《机电局长的一天》之间的连续性，并对改革小说进行类型的细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淡化了“改革文学”的概念，基本上将其定位为“改革题材的作品”，难能可贵的是，撰述者对以蒋子龙小说为代表的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充分注意到了其艺术上的局限性：“首先，在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现实简单化、表面化、观念化的倾向，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总是被处理为剑拔弩张的态势，双方的较量被过分地传奇化、喜剧化。”“其次，在对改革进程的认知上，创作主体通常把改革的成功系于个别具有雄强魄力的铁腕人物身上。”“再次，铁腕崇拜还带来人物性格的单向性与雷同化。”
我不赞同过度放大“改革文学”的理论边界，过于宽泛的界定只会把文学史的复杂进程简单化，“改革文学”和“文学改革”毕竟是两码事。“改革文学”的时间范围应当限定在1979年到1985年之间，但是我不认同大部分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史教材都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描述成循序渐进的、界限清晰的线性进程。阎纲就说：“‘伤痕文学’一个阶段，‘反思’文学一个阶段，再下来就是‘改革文学’，这个脉络看得非常清楚。”(阎纲、朱寨、顾骧、河西来、王愚：《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其实，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在时间和主题上都有相互交错之处，而1979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定位为“改革文学”的启明星，但不少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实际论述中，多把反思文学退潮之后(即《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发表前后)作为“改革文学”的核心时段。文学研究不应当为了逻辑的清晰而掩饰历史发展进程的盘根错节与相互缠绕。
关于“改革文学”的文学史脉络，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乔厂长上任记》是《机电局长的一天》的续集，可谓一脉相承。后者的主人公霍大道是乔光朴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共同完成的是一场前赴后继的精神接力。两篇小说在文本结构、情节模式、叙事风格等方面大同小异。两篇作品正文前面都有一段摘自主人公手记或发言记录的话，弥漫着一种口号或誓词的风格。霍大道与徐进亭、乔光朴与冀申之间形成的强烈的戏剧性反差如出一辙，于德禄与郗望北的转变在人物关系结构与情节演进模式中的功能也极为相近。作品气势如虹，激情迸射，主人公舍我其谁的英雄气质投射着“高大全”模式的痕迹，那种“大干治大病”、立军令状、好大喜功的气派也隐约闪现出“浮夸风”的余韵，作品将所有的光芒投射到主要英雄人物身上，用极端化的夸张变形手法进行人为的拔高，而反面人物尤其是冀申则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被漫画化、小丑化。大英雄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内涵，负担着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沉甸甸的责任，但是，“大写”也容易陷入大事渲染的夸张和大而化之的空泛。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批评家敏锐地指出了“改革文学”的根本性缺陷：“改革者形象的性格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雷同”，“在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