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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
作者：黄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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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反应的新闻猎犬，而是在阐释事物复杂性的前提下保持持续性的疑问。恰如齐美尔的表述：“一切现实对于我们来说，最终保留着一种很强的陌生感，人们对于索取和给予的追求，在我们的灵魂和其他灵魂之间，绝对不能相通，毫无逾越希望。只有艺术作品倒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东西，浇铸到艺术形式之中的恰恰是我们的灵魂。”(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2页)
“改革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潮流在1985年之前完成其历史任务，但是在文学史的长流中其影响并没有终结。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几乎没有人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深入思考。在“改革文学”潮流中，作家用记者思维与纪实手法追踪时代热点，已经十分普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纳入“改革文学”的理论框架，但就文体的相关度而言，报告文学与改革小说在主题、风格、情感等方面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现行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忽略了文体之间的交融互渗，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的发展被分解为自成一体的历史脉络，诸如小说从“伤痕”到“反思”到“改革”再到“寻根”，诗歌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等等。在“改革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报告文学闻风而动，追踪社会热潮，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柯岩的《船长》、理由的《希望在人间》、蒋巍的《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等作品都以浓墨重彩的手法，塑造开拓进取、不畏艰险、顶天立地的“新英雄”，试图对急剧变化的现实作出同步的、明确的价值判断。有一些改革小说的作者同时创作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品为张锲的《热流》、张锲和陈桂棣的《主人》、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等)，这一现象本身就折射出两种文体内在的审美追求的一致性。功利主义的文体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推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热潮的内驱力，多数作家不仅把报告文学作为揭示现实真相，传达社会情绪的工具，还认为其具有传输信息、引导舆论、心理疏导甚至为决策提供参考的作用。国内一百零八家文学刊物联合举办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及其代表性作品(1987年11月至1988年9月)基本上也是这一审美逻辑的体现。不妨看看其联名启事：“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的大趋势。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造就一代风流，汇聚千古绝唱，正为古老国土铺展开一幅景观万千的‘中国潮’立体长卷!为壮改革之潮声，为奏出时代生活的主旋律，为创造出更多无愧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作品……亟愿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在‘中国潮’中大显身手，宏观地把握时代，真诚地直面生活。既注目潮头的不尽风光，极写浩然壮阔之势，又不忘深层的曲折潜流，描绘艰难沉重之态，以认识的深刻、视点的独特、手法的新颖、笔触的犀利，去同亿万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新的‘命运’、‘英雄’和‘创世纪’交响乐章。”(《“中国潮”报告文学征百家期刊联名启事》，《民族文学》1988年第1期)“报告”功能的片面膨胀使牺牲“文学”的艺术性成为必要的代价，作家的投机心理更是加速了艺术的滑坡。这样，在与变幻无常的现实赛跑的过程中，试图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难免牵强附会，和现实过于密切的亦步亦趋抑制了创作主体的独立判断与批判意识，使作品成为时代的传声筒。
从纪实小说到“新写实小说”，以及随后的“新新闻小说”、“新体验小说”、“留学生文学”、“新都市小说”等文学潮流，这一文学史流程承袭了“改革文学”跟踪现实的审美要素，在文体上也都具有摹写现实的仿真性、叙述语体的自叙性、叙述时间的现时性、多文体混融的含混性等特征。但就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言，“改革文学”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反腐文学最为接近。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都以卷入现实的姿态，表现正在行进的历史，关注当时社会的焦点问题——下岗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描绘改革进程遭遇的艰难与沉重。有趣的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路上有雪》，谈歌的《大厂》、《车间》，何申的《年前年后》、《穷县》和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将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的审美指向，这种忍气吞声的化解性文本抑制了人物的主动权，使人物性格像傀儡一样麻木。这群作家的作品中都隐藏着一个用善去感化恶的模式，感化意愿夹藏着对现实缺憾的无奈和认可，试图调和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这种左顾右盼的姿态无法不造成叙事的断裂。而作家驾驭宏伟叙事的热望驱使他们趁热打铁，一些现实热点不经过滤就被吸纳进文本，这导致了小说话语只能浮在行为和环境的表面，用文学手法去寻找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具体应对方案，在表态式的情感宣泄中沦落为非文学话语的附庸。九十年代中后期，《抉择》、《苍天在上》、《大雪无痕》、《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等反腐题材小说成为主旋律文学的中坚，而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的道德焦虑及其作品的“道德中心”模式，多有简单化的倾向，但曲折地反映了权力与市场的复杂关系。其作品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偏爱统领全局、错综复杂的宏大题材，试图对社会变革的巨大进程作出高屋建瓴的文学概括。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渲染权力斗争的惊心动魄，作品越来越模式化：各有后台与背景的清官与贪官展开你死我活的恶斗，小说的情节演进遵循一种基本套路，即矛盾激化——正义一方陷入困境——峰回路转——正义一方获得胜利。问题在于，一种模式被反复运用，不能不变得机械，缺乏活力。作为正义化身的清官(男主角)总是历经磨难，一开始被上级怀疑，被家人误解，冒着生命危险，在个人生活上一律是外表铁面无情内心善解人意。作品中情节的陡转多有巧合的痕迹，关键的证人要么失而复得，要么起死回生，而作家对正义力量的理解似乎依然没有摆脱清官意识的窠臼，作品结尾的柳暗花明，以及抒情的笔墨，都显得有些草率，而且千篇一律，缺乏变化与创意。作者对于“内幕”的热衷，使作品成为一个表面化的故事，而且这故事讲述得越火爆，就越容易沉湎于具体的事实，使作者成为一个机械的记录员，却遮蔽了具体事实背后的真实本质与人性黑洞。在某种意义上，反腐文学是“改革文学”模式在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新的变种，一方面顺应主流趣味，另一方面迎合猎奇心理。发人深省的是，渗透其间的清官意识、二元思维、硬新闻手法与“改革文学”如出一辙。
基于此，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言，我认为“改革文学”是新时期主旋律文学的先声。“改革文学”、新现实主义、反腐文学都热切关注社会政治的敏感点和大众心理的兴奋点，容纳了“硬新闻”的某些文体要素，跟踪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新信息，题材重大，行文较为严肃和庄重。但是，其通病在于：其一，社会历史的公共视角遮蔽了个人化、人性化的艺术视角，缺少对纷繁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