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
作者：黄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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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素材的过滤、提炼与审美转化，缺少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作家不经过主观体验的生命投射与心灵熔冶，将来自于现实生活、客体世界的素材直接移植、拼贴进文本之中，显然无法表现社会变迁深层的价值观的碰撞裂变和演化重组的艰难过程。其二，过度沉溺于外部现实的变动，却忽略了对人、人性、心灵的关切与透视。作品的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对于“英雄”与“小人”、“清官”与“贪官”的戏剧化对抗的渲染，以先验的、符号化的逻辑遮蔽了尊重“人”的个体性、复杂性、差异性的人学立场。其三，模式化写作遏制了想象力的飞扬，庸俗的成规使创作成为时代生活的速记，自由意志的匮乏使文本成为随波逐流的回声，浮光掠影的手法也使介入现实的责任感蜕变为唯唯诺诺的空想。
黄发有，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媒体制造》、《想象的代价》等。(上接第198页)活比苏联解体前到底是好还是坏，笔者不得而知。但为什么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人民都不支持当年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恢复加强对于苏联的统一领导权?这至少说明所谓苏联生存方式并不是多数斯拉夫人的选择。再者，既讲“意识形态竞争”是立足于个体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竞争，以实现整体意识形态的优化，还是用共同体的名义捆绑个人，达到思想统一，以对抗外界，战而胜之?“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否定内部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不就是为思想大一统和专制铺路吗?作者批评苏联后期在意识形态竞争上采取“鸵鸟政策”，“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知识界被征服”，照作者的意思，这是西方话语霸权强制的结果，就算“西方”是一个强权吧，它也只能强征自己权力所及的西方知识界，如何能征处于苏共强权卵翼之下的苏联知识界而令之服?如果这个表述只关于魅力和理智上的优胜，那苏联知识界的被征服只是知识分子在开放心态下的自主选择。开放、自主，这是任何国家每一个个人本应具有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做出任何选择都比思想专制无所选择要好。对于苏联的失败，作者不去追究苏共的腐败专横，人民对于物质匮乏、禁锢自由的生活已经厌倦等等因素，而一味强调苏共意识形态专制不够坚强，对知识分子洗脑不够彻底，真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了。苏联解体了，这里有许多难解之谜，并不像作者所断言的“鸵鸟政策”那样简单。苏联解体或许增长了美国霸权主义膨胀的气焰，但维持一个固守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传统的强权国家对于前苏联人民是多么的不公平，对世界也是危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警告。
笔者并不信任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所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有多么完美，更对美国打着人权旗号谋图世界霸权的行径深感愤怒，极端鄙视!我时刻祈祷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人民安康，并时刻准备着为捍卫祖国的独立统一而战。同时，我也支持任何国家和民族谋求独立发展的努力。借用潘教授的“生存方式说”，这个地球上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因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应该活出各具特色的精彩，不断发展创新各自的“生存方式”，共同建设世界的文明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