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十世班禅蒙难始末
作者：麦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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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禅的故乡——青海省循化县发生的问题，更给这位年轻的副委员长很大的震动。１９５８年春，在反“右派”运动刺激下，青海地区大反“小脚女人”，有人提出要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一次完成，“一步登天”。于是，强行对牧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运动中，大搞形式主义、强迫命令、高指标、高征物，极大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在视察时，他十分熟悉、十分热爱的生养他的美丽的故乡，几乎成了一片荒芜之地。循化县的情况在藏族地区并非个别现象。他在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西、海北等几个藏族自治州视察时发现，在平叛扩大化方面、宗教改革、公社化运动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不少地方，确实存在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的现象。在视察中，不少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地方干部不断向他反映情况，向他诉苦，希望大师出来替他们讲话。
班禅作为民族领袖和宗教领袖，对这些问题十分关注，感受也更为深刻。他曾向西藏工委领导人反映了他所了解的情况，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分娩的阵痛”，是正常现象。还让他学习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重点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让他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回北京后，班禅又向中央反映视察所发现的问题，但也未引起重视。当时在“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导向下，这些“左”的错误愈演愈烈。而对这一切，对这些错误的严重性已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概念的班禅，作为藏族的代言人，他不能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了。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不缄口默言。
１９６０年９月，班禅借赴京参加国庆１１周年活动之机，向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这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当时正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阶级斗争方面，提出“松一松”的口号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党内干部在各级党校、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协和社会主义学院办了各种类型的读书班、谈心会（有的地方称为“神仙会”），让大家畅所欲言。中央决定要李维汉、陈叔通和汪锋陪同，让班禅副委员长到南方去疗养和参观，顺便开一个小型“神仙会”，作一次逍遥游。但他们都无意当“神仙”，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下一盘棋、打一次扑克，班禅和李维汉作了１３次长谈，有时陈叔通副委员长在座，多数时候只有他俩和翻译李佐民。李维汉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他全面而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班禅表白：自己谈这些意见，绝不是为了出气，更不是自己受了什么冤屈要喊冤，而完全是为了藏族人民的利益，为了藏族的进步和发展，为了佛法昌隆。后来，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纪要》在上海定稿，用汉文写成后让李佐民译成藏文，征求班禅的意见，最后上报中央。这份《纪要》即后来他的《七万言书》的提纲和蓝本。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班禅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和张经武等领导人在座。毛泽东指出，现在西藏要纠“左”，还就怎样纠正“左”的偏向从６个方面作了具体的指示。在谈话中，肯定了班禅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天，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总理明确地说，西藏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一定要纠正。俩人谈得很融洽。谈话后，周恩来还设宴招待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及随行人员。
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肯定，班禅很高兴。离开北京后，他继续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视察。令他失望的是，在许多地区，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左”的错误没有纠正，有的地方反而更加严重。有的地区群众生活非常贫困。他目睹此种种，心里异常焦急、气愤，毫不客气地批评一些地方干部。比如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视察时，州负责人向他汇报甘孜、阿坎两个自治州如何经过平叛、改革，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他当即打断夸夸其谈的汇报，一针见血地说：“甘孜、阿坎是开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区，平叛五六年还平息不下去，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打成‘叛匪’。在改革时，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强迫还俗……许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人批评我，老讲民族、宗教问题。我是活佛，是藏族，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很自然的呀。你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班禅深感上情不能下达和下情不能上达是个严重问题，自己有责任疏通。自己了解的情况很重要，应写成文字材料，全面系统地向中央，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们都表示反对，认为该说的都已经讲了，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他的经师恩久活佛更是极力劝阻，还特地提醒他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记忆犹新，余悸尚存，切不可妄动。但他认为自己讲这些意见，目的是为把西藏和整个藏区工作搞好，完全出于公心。自己身为副委员长和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有责任向中央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于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他力排众议，从１９６１年底开始认真严肃地书写他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完全是在他主持下撰写的，是他亲自调查了解的材料，是他的思想、观点和意见。用藏文写成后，他又组织人马译成汉文，译成后又把藏文原稿收回，找一个翻译，让他看着汉文逐句还原成藏文，看有没有错误和遗漏。最后又从地方上请来九世班禅的翻译来加工润色。意见书译成汉文有７万多字，后来就被称作“七万言书”。
“七万言书”分为８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七、关于宗教问题；八、关于民族工作问题。主要内容有５个方面：一是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二是西藏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三是青、川、甘、滇藏区平叛改革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四是宗教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认真贯彻执行宗教自由政策，改进宗教工作的几点建议；五是对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意见书充分肯定“西藏的叛乱是具有反党、反祖国、反人民和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性质，罪恶很大。党采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同时也指出，“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的衰败而濒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在实行专政的过程中，“很多在押犯悲惨地死去了，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在谈到平叛扩大化时，意见书里说，青、甘、川、滇藏区有的地方，“除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意见书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在平叛、改革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和问题。班禅强调：这些问题和错误若不认真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险。
这份“七万言书”的题目很别致，是班禅经反复斟酌敲定的：《通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为什么用这个题目？班禅认为在中央领导里，周恩来总理最了解西藏的情况，最了解班禅本人的情况，最能听取党内外各种不同意见，也最了解群众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