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十世班禅蒙难始末
作者：麦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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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６月上旬，材料打印出来，班禅大师在把“七万言书”送交中央的同时，会见了周恩来、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等领导人，面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主席也为此事专门接见了班禅。
班禅的“七万言书”上报后，中央十分重视，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负责人研讨，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形成《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和《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４个文件，并以班禅副委员长和张经武将军的名义上报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
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０日，周总理从外地回京后立刻接见了班禅、张经武等在京的西藏领导。周总理说：“我们很相信班禅、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你们也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的，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
８月初，班禅返藏。８月１３日至９月２日，在谭冠三主持下召开了西藏工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总理和李维汉等领导对西藏工作的指示，讨论了如何贯彻上述４个文件的问题，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班禅感到很高兴。但也就在这一年的８月，形势急剧变化，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还点名批评了李维汉，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不久，李维汉被免去统战部长职务。习、李的被免职，直接影响到班禅的命运了。
９月底，张经武飞返拉萨，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并指示工委六次会议精神要立即停止传达贯彻。西藏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认为，李维汉向班禅投降，而对班禅“向党猖狂进攻”一味“迁就、妥协”，助长了班禅的“反动气焰”。于是，对“七万言书”的批评不断加码。班禅被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打懵了，他迷惑、震惊、不解、痛苦。从此同西藏工委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分歧日益加深。工委经中央批准，不断对他批评教育，而筹委会的许多工作再也不让他过问了。整个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初，班禅成天闲在中央为他修的班禅小楼里，很少参加政务活动，消沉苦闷，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想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又隔着千山万水。迷茫无助之中，只好求助神灵，请卦师占卜问卦，甚至托梦占卜，企望神灵来判明是非曲直。
历史进入１９６４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四清”运动，在西藏还增加了阶级斗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在“三教”运动中，班禅首当其冲，成了活靶子。９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４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近５０天的“马拉松”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班禅。
班禅性格耿直，性情急躁，年少气盛，一直处于活佛这个受人尊崇的位置，在北京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爱护，哪能受得了无端的攻击和侮辱？他据理辩解，甚至大吵大闹，拍桌子摔茶杯。于是，又落个“态度恶劣”、“抗拒改造”的罪名。斗争不断加温加压，上纲上线。会议还找来一些苦大仇深的翻身农奴来批判他是“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
批判逐步升级，起初只批班禅一人，批评“七万言书”，后来发展到批班禅集团，最后挖出了一个所谓“班禅叛国集团”，说他阴谋“背叛祖国”，搞“西藏独立”，把原堪厅的主要成员都打成“班禅集团”的“黑干将”、“黑高参”。在日喀则和拉萨还搞“班禅集团反党叛国罪行展”，发动百万翻身农奴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愤怒声讨。在会议期间，还抄了班禅的家，查出大批卦辞，这更成了他“向党进攻”、“诅咒共产党、诅咒毛主席”的罪证。一时间，班禅成了西藏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西藏各族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七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给班禅正式戴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三顶大帽子，还通过决议，撤销了他的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班禅被撤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免去班禅副委员长职务。与此同时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免去了班禅的副主席职务，只保留常委一职。
对班禅来说，这是在政治上一次最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痛苦之中。
１９６４年年底，周恩来总理担心班禅在西藏会发生不测，便出面让班禅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此时，沈钧儒副委员长已辞世，总理便让班禅住进沈的寓所，生活上依然给予很好的照顾，从此开始过起悠闲的生活。昔日门庭若市、灯火辉煌的班禅大院，如今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位早已出家脱离世俗的大活佛，深深地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十年浩劫再遭磨难
班禅在北京的大院里过着宁静的日子，可世界屋脊上却是暴风骤雨，那里正在继续深入开展揭批班禅的斗争。他心里明白，这场风暴总有一天会刮到北京这座静谧的庭院来的。班禅这回没有占卜，但不幸言中。
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一年多之后，１９６６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华夏。万里高原再次掀起了批判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的高潮。本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班禅非党非官，本非运动的重点。从１９６６年始，中央也从来未下过要批判班禅的指示。可有人说，西藏情况特殊，运动主要不是解决党内走资派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分裂与反分裂、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样，矛头便对准了达赖和班禅。达赖远在印度，红卫兵无法翻越喜马拉雅山去揪斗，于是，西藏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便挥师赴京，同中央民族学院和首都高校红卫兵会合，要揪斗班禅。
当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一再劝阻红卫兵，明确地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材料揭发，也可以背对背批判，但不能揪斗。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一些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翻墙闯入班禅住宅，抢走班禅，用大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起来。这些人私设公堂，随意审讯，还用细细的尼龙绳把体胖的班禅捆个严实，尼龙绳陷进肉里都看不到绳子了。班禅一再要求松绑，他们不但不睬，还揪耳吐唾，恶言辱骂。接着，红卫兵又抄了他的家，抄出了一些外币，便说这是他妄图“叛国投敌”的铁证。某红卫兵组织如获至宝，抢先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当时各地各校各派的红卫兵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先后抢着成立什么“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组织，竞相争夺批斗班禅之权。周恩来得悉后，立刻加以制止，并通过北京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和他自己的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
周恩来总理指示，必须把班禅交给卫戍区监护，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中。经说服、调解、协商，最后达成三项协议：一、各派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由各派组织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批判一次，批完之后，必须交给卫戍区。
不久，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首都红卫兵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由于周总理指示卫戍区做好了保护工作，批判会未发生什么问题。大会批判之后，又根据周恩来指示，把班禅送到北京政法学院，由卫戍区监护起来。
顺便提及，这时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的一小撮坏头头把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揪回北京，在航院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周总理知道后，严令他们交出彭德怀，送到政法学院，由卫戍区监护。这真是巧合，一个是因上“万言书”而被罢官的国防部长；一个是因上“七万言书”而被撤职的副委员长，都落得同样的下场，竟然又在同一时间关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当时看管严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左邻右舍。不同的是，刚正不阿的开国元勋年迈体衰，冤死狱中，令人痛心疾首。而年轻体壮的班禅大师则经受住了炼狱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