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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班禅蒙难始末
作者：麦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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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９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９月１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接见这两位活佛，勉励他们要加强学习，大胆工作，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９月２７日，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同年１２月２５日，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当选为政协常委。这一年，达赖１９岁，班禅才１６岁。从此，达赖和班禅不仅是西藏的政教领袖，而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肩负着重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班禅痛陈民间疾苦的“七万言书”却引来了一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饱受人间冷暖。本文仅就十世班禅蒙难的前前后后作一概述。
重任在肩春风得意
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专门讨论西藏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３月１２日，班禅结束在内地的视察访问，离京返藏，参与西藏自治区的筹备。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改革尚未开始，便相继发生了叛乱。起初是以一个县一个区甚至一个部落为单位，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武装叛乱此起彼伏，几乎波及江东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藏族地区。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康巴叛乱”。
叛乱在扩展、升级。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不仅在舆论上给予支持，而且空投武器弹药，派遣武装特务。我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叛乱武装不断被剿灭，被平息。不少人便纷纷西渡金沙江逃到西藏境内。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至少有五六万人逃到西藏。这些人当中，有土司、头人、农奴主、牧主、上层喇嘛活佛，但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喇嘛和农牧群众。有的人参加了叛乱，或被裹挟，多数人则是不明真相，不懂政策，为躲避战乱而来的。
“康巴叛乱”事件对西藏震撼很大，西藏上层集团担心民主改革会烧到他们头上，利益受到损害，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起来反对改革，同情和支持江东藏区的叛乱。
为了稳定西藏局势，１９５６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在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５７～１９６２年）不进行民主改革。
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９年初，从江东逃到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主要集中在昌郡、山南和黑河地区。当时的叛乱武装组织和首要人物同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援助，妄图在山南地区建立根据地，长期打游击。
１９５９年初，大约有几千名“卫教军”成员拥入拉萨，他们大都身带武器，加上藏历年参加传昭大法会的喇嘛，约有１万人。拉萨开始骚动不安。３月１０日，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卫教军”和喇嘛们闻讯后，造谣说军区要扣留达赖，便聚集在拉萨西郊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周围，以“保卫神圣的佛爷”为由，不让达赖前往军区。在罗布林卡大门口双方发生了冲突，一些康巴人和喇嘛当场打死了自治区筹委会的干部帕巴拉活佛的哥哥堪穷·索郎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藏族）少将。
此时此刻，在拉萨市区内还有少数群众（主要是妇女）上街游行。她们从八角街走向军区门口，在东大门高呼口号，持续了几个小时。围观者愈来愈多，其中包括康巴叛乱分子和喇嘛，但在军区大门口值班的解放军战士，任凭妇女们辱骂、吐口水，未予还击。
军区领导人要求噶厦政府制止游行和骚扰，维护社会治安，惩办打人杀人凶手。但噶厦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理不睬。
此后，事态恶化。不少“卫教军”成员拥入拉萨。军区方面也加紧调兵遣将，加强巡逻，占踞拉萨的各制高点。局势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３月１７日，达赖喇嘛亲自到罗布林卡内的护法神贡布神殿里仓促地作了一次占卜。在一张方形藏纸上写了“宜走”，另一张上写了“宜留”，分别包在两个糌粑团里投入一个宝瓶，然后念经祈祷，烧香磕头，最后摇动宝瓶，跳出一团糌粑团，打开一瞧是“宜走”二字。在场者大为震惊，达赖赶紧回到住所，匆忙换装。当天夜里，从罗布林卡的后门出走，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到印度。达赖的母亲、两位经师和少数官员同行。
３月１９日，军区的巡逻队同“卫教军”在拉萨西郊发生枪战。“卫教军”向驻军和中央在藏机关开枪。解放军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激战，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新华社发表公报称：“截至２３日，已俘获叛军４０００余名，缴获各种枪８０００余枝，轻重机枪８１挺，八一迫击炮２７门，山炮６门，子弹１０００万发。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平叛大捷，拉萨恢复正常。同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从此，班禅大师作为筹委会主要负责人，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１９５９年４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１４日，班禅大师率西藏代表到京。当晚，周总理在中南海举行宴会欢迎班禅。１５日，毛泽东主席召集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着重谈西藏问题。班禅大师出席会议。其后，他在人大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阐述西藏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严厉谴责一小撮反动分子背叛祖国、妄图阻挡西藏社会进步的罪行。同时，真诚希望达赖喇嘛回到祖国怀抱，共同建设新西藏。
在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位２１岁的最年轻的副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后，立即返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工作，领导西藏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
９月２０日至２２日，班禅代理主任主持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全委会，作出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关于成立土地制度改革委员会的决定》。这些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大大推动了西藏社会摆脱农奴制的历史进程，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
９月２５日，班禅大师赴京参加国庆１０周年活动。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１０周年大庆后，１０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次会议，班禅作了关于西藏的汇报。在此前３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举行会议，邀请班禅大师介绍西藏形势。１０月２２日，毛泽东主席还在勤政殿接见班禅、阿沛（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帕巴拉（西藏活佛，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一时期，年轻力壮的班禅，精力充沛，经常昼夜不停地工作，可谓重任在肩，春风得意。
“七万言书” 祸起萧墙
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年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仅负责西藏工作，还亲赴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他在视察过程中，发现这些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在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藏族同胞在生产、生活方面困难重重，问题不少。比方说，中央明确规定在藏族地区要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庄园实行购买，就像内地对民族资本家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不要搞诉苦、清算斗争。在改革时，要保护好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政权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大搞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