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十世班禅蒙难始末
作者：麦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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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班禅被关在一个单人牢房，四面是灰暗的高墙和一扇冰冷的铁门，几乎与世隔绝。他生性好动不好静，喜欢热闹、健谈、好客，但如今没人理会，没人说话，看守每天送三次饭放一次风，就再不管不问了。他像一头被关进牢笼的雄狮，感到无聊、烦闷、恐惧、愤懑。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昔日备受尊崇，今日竟成了众人唾骂的“罪人”，被宣布为“祖国的叛徒”、“各族人民的敌人”，他想不通、不服，要抗争、要申诉，但毫无用处。
班禅毕竟是个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人，经过一段磨难和剧烈的思想斗争，他逐渐静下心来。他相信真理，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会弄个水落石出的。于是，便把监狱当成炼意志增才干学知识的学校，排除干扰，刻苦学习。在狱中，所有的办案人员和看管人员都是汉人，他没有机会说一句藏语，也不能会见任何亲友，这当然是很痛苦的事情。他就把监狱作为自己学习汉语汉文的场所，主动找看管人员交谈，学习汉语，硬着头皮“啃”毛泽东著作，阅读中文报刊。弄不懂的就不耻下问，请教看管人员。而那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则被他那双硕大而勤奋的手翻破了。出狱后，他曾对别人说：“这本小字典，是我最好的老师，我要把它作为珍贵文物好好保存。”经过狱中数年刻苦自学，出狱时，他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汉文水平、理论素养和社会知识都有长足进步，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邓公主政重见天日
１９７３年３月，被打倒了的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１９７４年夏天，周总理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其后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就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１９７５年夏天，在监狱里度过了９年又８个月的班禅大师终于出狱了，自由了。
出狱后的班禅仍被安排在政协当常委，当时一些人“左”的思想十分严重，还坚持过去的那一套，说什么“平反不平罪”，没有认真给他落实政策，但中央在生活上却给了他很好的照顾。他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寓所，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还给他保留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此时此刻的班禅，过着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早起，念晨经，跑步，在天安门广场做操。回家吃过早点后，就贪婪地看书，藏文的、汉文的、佛经的、政治历史的都涉猎。而看得最多的是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的书籍。看累了，就到胡同口转游，或去买菜买日用品。
政协组织委员们到各地参观学习，同行的有董其武等一些老人，班禅是最年轻的常委，身体壮实，他就经常为老同志倒水，提东西，搀扶他们上下楼，分发学习材料，主动服务，照顾老同志。
班禅被关进监狱时才２８岁，出狱时也不过３８岁。他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尽的劲。粉碎“四人帮”后，他要求工作，要为祖国、为人民、为藏族同胞效劳，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这一天终于来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１９７９年７月２日，在政协五届全委会二次会议上，班禅大师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８８年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正式予以平反，摘掉三顶帽子。以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可惜，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这位刚５０出头的副委员长便与世长辞了。
据曾参加“七万言书”部分翻译工作、《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书的作者顾保孜回忆：这份材料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批评了整个民族工作，尤其是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尽管有些言词有点偏激，分寸把握得不那么准确，但总的精神是积极的、健康的，充分表现了大师一片忧国忧民之情。如果把彭德怀的“万言书”看作是中共党内第一份批评“左”的错误的历史性文献，那么，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则是在民族工作方面，尤其在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中，批评“左”的错误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献。
１９８８年４月４日，班禅大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回顾这段坎坷的人生历程时，胸怀坦荡地说：“我这个人的成长历史，和西藏革命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１９５９年达赖逃到国外去了，当时我坚决举起了爱国旗帜，并向中央请求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以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当时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左’的做法，我曾经不断地向中央提出许多意见，以便中央采纳，逐步纠正错误。我了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发生了很多问题，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中央，翻译成汉文有７万多字。报告中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了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１９６２年８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报告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意见是对的，对内部的批评教育并没有接受。到了１９６４年，我被作为‘阶级敌人’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关了整整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
一生中，班禅最难忘、最敬重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周恩来总理在批判处理班禅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作了很多努力来保护他。在十年浩劫中又是周恩来想方设法让卫戍区把他监护起来。后来是邓小平让他获得了自由。他曾满怀深情地说：“邓小平同志为我出狱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