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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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１９４６年３月中旬，东北苏军开始撤退回国，国共双方在东北的争夺趋于激烈，４月１６日，长春城内还在激战，《大公报》上海版就发表了父亲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４月１８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说：“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当天，中共军队进驻长春，取得了此战的胜利。
许：他从上海绕道香港北上时的犹豫、彷徨，跟以上的经历应当说是很有关系的。
王：有，有。
许：在新旧历史交替的非常时刻，他最关心的是《大公报》的命运，《大公报》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可是在１９４９年，《大公报》或者被改名，或者成了共产党的机关报，这种情况是不是令他措手不及？
王：当时是始料未及。在香港的时候，他的确是满怀热情地准备北上。他认为，而且我现在也认为，１９４８年９月，《大公报》驻美记者、早年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杨刚离美回国，是负有重要使命的，即推动《大公报》在全国解放前夕作出留在内地并把中立立场改为拥共的重大抉择。当时胡政之正病重不起，杨刚于１０月份直接到我家，住了三四天，同我父亲谈了三四天，有时谈得很晚。父亲此时最关心的就是《大公报》的前途和命运，谈到后来父亲已完全把杨刚当做共产党派来的使者，杨刚说得很清楚，如四馆不变，（当时《大公报》有４个报馆，即上海、天津、重庆和香港馆），人员由你们自己支配；民间报的性质不变，不易名，共产党不干预。她希望我父亲带领《大公报》北上到解放区去，不要到香港或台湾。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香港《大公报》发表了父亲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表明了他由原中立立场的转变。
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７日，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及发表的同人宣言。给他很大的震动。杨刚通过这份宣言把《大公报》大批了一通，将《大公报》定性为“大地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报纸，断言《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是彻头彻尾的一张反动报纸，后来对《大公报》的批判都基本上是这个基调。但父亲已经安排好北上，不得不走了，当时的形势和他的心情都很复杂。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到天津、北平，拼老命也要把《大公报》留下来，不能把张季鸾、胡政之开创的《大公报》毁在他的手里，共产党跟他是作了承诺的。他本来是兴高采烈地到解放区的，但这件事却像一盆冷水把他浇个冰凉。他在晚年曾说：“幸亏那时我没看到《进步日报》创刊号，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会失去北上的勇气。”
天津《大公报》改成《进步日报》后，他见到杨刚，任《进步日报》党委书记的杨刚对此转变是一声不吭，还是叼个烟卷朗声说别的事，依然如故。按照我父亲的记忆，是“连脸都不红一下”。
许：这样你父亲就开始沉默了。他在此后采取的基本上是明哲保身的态度，可以说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但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
王：那当然。出现了天津《大公报》改组的事，他在始料未及之后当然很难过，但是他就是不死心，要找周恩来、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想法，力图挽回《大公报》的名字，防止上海、重庆的《大公报》也起而仿效，防止《大公报》全军覆没。还没去找的时候，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通知王芸生、杨刚到上海领导《大公报》的工作。他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也不要开批判旧《大公报》的群众大会，其原因是天津《大公报》改版易名引起西方新闻界一片哗然。
上海一解放，父亲就身着戎装赶赴上海。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５０年的办报历史，调子与《进步日报》的基本一致，只是调门没有那么高而已。我父亲始终没跟我说这是不是他写的，可是我和很多人认为这篇社评基本上不是他的观点。因为，一是他根本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而这篇社评是用这个学说来分析和批判旧《大公报》的；二是他向来是写社评的高手和快手，他５月份去的上海，这篇社评怎么到６月１７日才发表？惟一的解释就是社评几经反复，有关领导认真斟酌、改来改去的。
许：这对他来讲是件很难适应的新鲜事。
王：是啊。我父亲临终前跟我讲，那时候，杨刚跟我父亲说，坚决要把《大公报》办成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面对这种情况，父亲真是措手不及。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想后悔都来不及了，只能跟着走。比如解放初，他到虹口中学演讲，是该校教导主任再三约请的。讲到《大公报》连载三毛的故事时，父亲回忆１９４７年冬，他曾把一个又冻又饿的的小男孩带回家过了半年，而且还常说“一个可怜的三毛”。我父母每次坐三轮车到桥上时都下来，好让推车的人轻松一些，还给了不少钱。讲到这里，那个教导主任叫我父亲停下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说：“我们无产阶级决不要资产阶级的臭钱！”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我父亲没能预料到的，他怎么能接受这种变化呢？
说到他的不适应，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抗日战争胜利２０周年时，上面考虑到《大公报》在抗战中的宣传作用，就指定我父亲为《大公报》写一篇纪念性的社评，结果是一审没通过，二审没通过，三审还是没通过，听说最后审的人是康生，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曹谷冰的儿子跟我讲，你爸跟我爸说，我过去写文章谁来审啊？
许：《大公报》在新社会的命运是他始料未及的，一度繁荣的文人论政现象戛然而止，《大公报》被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您父亲曾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对于《大公报》的种种变化，他有没有一种消沉的情绪？
王：他后来是很消沉的，他想像以前那样写社评变得越来越难了。刚开头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兴奋的情绪的。他在“五反”运动中写的社评是有老《大公报》的遗风的，上面也是不管的。父亲说“上海是虎穴，必多大老虎”，被毛泽东指定为“五反”运动的参考文件。父亲当然是高兴的。只是时间比较短，有过短暂的兴奋。１９５２年，报纸的销售量下降，广告收入骤减，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他为上海《大公报》的生存而忧虑，认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北京，一份全国性的大报，报社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于是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交给毛泽东。信发出仅仅一周时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他立即进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在中南海，毛泽东听完他的汇报，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迁京后，两地人员由你挑选，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毛泽东还跟他拉了手，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意思是说，原《大公报》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恢复了原名。他和李纯青有一个说法，认为《大公报》会不会成为苏联《消息报》那样的报纸。苏联是《真理报》和《消息报》并列，毛主席是不是想把《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并列？为此他和李纯青两人兴奋了好一阵子，像打了一针吗啡似的，其实哪有这么回事？空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