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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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１９４９年之前的《大公报》总体上是可以把握的，最明显的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巨头”在新记《大公报》创办之初就发表声明，无论是谁，只要当了官，就必须脱离《大公报》。这一条执行得是很严格的，出资５万元的吴鼎昌一旦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马上就声明辞去社长的职务。此后，作为总编辑的我父亲再也没有和他有什么个人之间的来往，吴更不可能给报社发过什么指示，有人说吴继续操纵报纸纯粹是在造谣。父亲进入《大公报》后说，他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以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因而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官衔”引诱。当《大公报》刚迁入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他下“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刚到，紧接着陈布雷的电话就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父亲送去了丰厚的“薪水”，父亲没给陈布雷“面子”，将“聘书”和钱款一并退回。重庆谈判之后，周恩来到我家，送来一包小米、一包小枣、一匹呢子布，说是延安的土特产，请王先生笑纳。父亲回答，小米、小枣可以收下，衣料太贵重，我不能收，我想恩来先生是知道我们的规矩的。周恩来马上说你们的规矩我知道，立即就按照我父亲的意思做了。这不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嘛！
许：这样的例子很感人，因为您家的生活当时并不怎么宽裕。
王：我家只靠父亲一人的薪金过日子，子女多，日子仍过得清贫，又需要资助较多的穷亲戚和穷朋友。我们的内衣内裤经常是用报馆处理的油墨布做的，虽然事先母亲已用碱水洗过多次，字迹看不太清楚了，可是穿在身上仍然能闻出油墨的味道。但他能退掉高薪金是很自然的，在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有时严格得都有点不近人情，不会因为生活困难而放弃原则。１９４８年，《大公报》发表了许多文章，痛骂国民党的腐败行为，没想到报社的一个经理竟然有贪污的劣迹。在一次社务会议上，父亲勃然大怒，上去就给了那人两个大嘴巴。其实这个经理的事情并不大，这样做确实有点不近人情。
《大公报》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下能够坚持“四不”很不容易，这一点当然要充分肯定，但也有被人揪住不放的事。抗战胜利之后用２０万美元购买印刷机械，是向国民政府贷款的，又用法币通过政府平价换的外汇。父亲跟我说，这件事胡政之做得过急了，抗战后《大公报》大发展，要设立广州馆、恢复香港馆、在上海馆盖大楼，等等，经济上确实比较紧张，购买机器需要外汇，到黑市换外汇又太贵，就弄出这么一件事。父亲的意思是没有钱就少买一点嘛！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找国民政府。但是话又说回来，国民党是执政党，国民政府是执政的政府，在它底下办报，难道能一点不和它打交道吗？不可能吧！解放后被一些人抓住不放，有人认为这是《大公报》给蒋介石的“卖身契”。这种看法当然是错的。可以说，只要被人盯住了，那什么都是毛病。
许：这一点在《大公报》身上表现得的确很明显，在极“左”思潮盛行和阶级斗争观念主导一切的年代，加诸《大公报》的恶名和帽子屡见不鲜，而全然不顾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您所做的研究工作虽然着眼于还原历史真相，实际上却起到了辩诬和拨乱反正的作用。
王：我认为是这样的。有人跟我说，你在替《大公报》翻案。我回答说你愿意这么理解也没有错。为了抗战大业，《大公报》提出“国家中心论”，拥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为中心，但却不盲从，也常常发表批评性的意见，其核心是“爱国”，这有什么不对？把《大公报》说成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简直是子虚乌有。实际上，国民党、共产党等所有的党派的成员都不允许在《大公报》工作，当年揭发出一个国民党员，马上就让胡政之辞退了。但是后来呢，我父亲讲，他明明知道李纯青、杨刚等人是共产党员，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能说是政学系的机关报？实实在在地讲，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要求《大公报》老是发表与国民党严重对立的文章，这现实吗？要求太高了吧！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做不到。《大公报》可是一家民间报哎！
许：您说到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大公报》最为后人诟病的就是“小骂大帮忙”，众口相传，并成为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评价《大公报》的不刊之论，《大公报》的历史由此被简单地否定。这涉及到该报是否真正恪守“四不”的原则，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王：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正值内战烽火愈演愈烈之时，《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主张共产党“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重庆《新华日报》第二天即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对“政争”、“兵争”进行严厉的批驳。过去虽然有“小骂大帮忙”的说法，这次做了充实，正式提出《大公报》“在若干次要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此后，这顶“帽子”犹如“紧箍咒”一般，牢牢地扣死在《大公报》头上。于是，父亲决定留在大陆、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竟然被看作“起义”，这真是完全歪曲了历史。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的电报中说道：“《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名，不能出版。”２月２７日，由原天津《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将“小骂大帮忙”之说推向极致。
当然，在长期的办报过程中，主张新闻自由、推崇“文人论政”的《大公报》，的确发表了一些被称为“反共”的文章，这被称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典型之作。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经济上，其资金来源十分单纯，没从什么政治结构拿过钱；组织上，前面讲过它与国民党政学系毫无关系；思想上，它以“文人论政”为特征，以“文章报国”为己任，其版面安排充盈“自由主义”的色彩。从这些方面都看不出它是为国民党效劳或所利用的报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