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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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他在那个年代只能如此，他临终前跟张季鸾的儿子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父亲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这样一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与曹谷冰一起写成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发表在当年的《文史资料选辑》上。他说实在顶不住当时的压力，当时根本不想写，周恩来三次找他，最后一次明确告诉我父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这就由不得父亲了。当他写完该文后长叹道：“想不到，《大公报》还是出于我的手而盖棺论定的。”
他表示太悔恨了，说：“真没想到，在那场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大公报》的阴魂该散了。”有一天，话一开头，他就问我是否看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我说看过。还说，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的语文课本里就有。他叹了口气，接着说：“朱自清留给后代的是他的背影，而我留给你们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
许：他能够让后人真切地了解他的所思所想，走得比较踏实，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幸运是不多的。他这次跟您长谈应当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毕竟“文革”刚结束，他不能不有顾虑，但对他来讲，说出来是一种解脱。
王：对，对。他心里憋得很，这是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爆发，是多年压抑的结果，讲到愤怒的时候他会拍桌子，有时候泪流满面。
许：讲什么问题时出现了拍桌子和泪流满面的情况？
王：他这一辈子非常不容易。比如他回忆，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是统战部领导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是谁作报告他已经忘了，但当时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这位领导说，毛主席教导你们这些人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翘起来了，如果翘起来就赶快打下去。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说从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他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写成传记。他说：“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我答应过他，他也说过：‘芸生，这件事非你莫属了。’”父亲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他流着泪激动地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说着说着他拿着一张白纸，连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他一再自责《大公报》是毁在他个人的手里，深感对不起张季鸾先生和胡政之先生。我一再表示不同意他的想法，说再有能耐的人也不行。但他仍然坚持己见，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
许：您当时是不是觉得父亲的经历很不简单？
王：这不是主要的感觉，最主要的是感觉到这里面有许多委屈和不公。当时对《大公报》的一些评价有失公允，属于无限上纲、乱戴帽子，我当时就意识到必须给《大公报》还以公正。所以我想弄清楚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至于解放后的《大公报》我就不想再深入研究了。这个时期的报纸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政治运动，报馆内部也不是平静的，父亲虽然是社长，实际上不能管什么事，也不让他管。
许：显得比较超脱。
王：他可超脱不起来，他视《大公报》为生命，他是被迫如此，无可奈何的。口述过程中还有很滑稽的事，在讲重庆谈判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跟毛泽东谈，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然后，毛泽东回答了一句：“不是我们共产党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当时的气氛是很和谐的。５０年代，这次对话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毛泽东幽默的调侃被绘声绘色地描绘成“怒斥”。他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王芸生遭到毛主席的痛斥、怒斥、驳斥。但毛主席是在重庆哎，不是在延安哎，他是来拉《大公报》的，第一次见到我时说的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怒斥呢？奇怪的是，后来的电影、电视剧都是这样描述的，极为可笑。他说，实际上，毛主席当时是满面笑容，很诙谐很友好地回答问题的。父亲说这件事时笑了。
父亲不光劝共产党，对国民党也是如此。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国统区传为佳话，就是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中劝蒋介石不要打内战：“一打黄河为界，二打长江为界，三打共产党统一中国。”他后来说，不料让我这么说中了。
许：他对当时的现实真是很有洞察力。
王：所以，他谈“另起炉灶”这件事时没有什么压力，挺高兴的。这种情况在整个口述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许：１９５３年９月，毛泽东在和梁漱溟争论的过程中，重提“另起炉灶”，您父亲赶忙承认。梁培宽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毛梁之争“这样做的结果等于给民主人士一个示范，梁某人的下场是这样的，那你们就看着办吧”。此事想必给您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毛主席在争论的过程中突然大声说：“当年还有人劝我们不要另起炉灶呢！”我父亲跟我说，毛主席这时候对“另起炉灶”的提法是非常反感的，父亲听后马上就站起来了承认是他说的，很多人误以为主席指的是梁漱溟，父亲这样做实际上有分担梁漱溟压力的意思。他说完后再也没有坐下，一直到散会。这件事的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临终说：“这时毛主席才是真对我‘怒斥’！我当时心情十分紧张，还不知毛对我如何‘发落’呢。”
许：这次口述之前，您对父亲的了解怎么样？
王：没有后来那么透啊！好多事情都不知道，他也从不跟我们讲。我母亲虽然比较了解他，可是没有多少文化，他总体上是很孤独的。
深厚的《大公报》情结
许：《大公报》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它宣称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可是在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形势复杂、政党对峙激烈的情况下，它要保持“四不”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大公报》同人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能够始终把握这一点吗？
王：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社长吴鼎昌、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就以公司名义向公众宣布，《大公报》以文章报国、“文人论政”为特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张季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本社同仁之志趣》，提出：“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对于这“四不”，我总体上认为是可以把握的，当然绝不是无瑕疵的。不过，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大公报》就不存在是否把握“四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