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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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公报》的特色和长处是文人论政和文章报国，一旦失去这个特色和长处，它也就失去了生命，你父亲那么敏锐的人怎么看不出这一点？
王：问题就在这里。可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他要保留和搞好《大公报》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又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首肯，那个时候进中南海多难啊！父亲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
许：可是财经新闻和国际消息不就明显限制了《大公报》报道的领域、缩小了《大公报》的发展空间吗？也就是说很难采用“文人论政”的方式了，这一点他能意识不到？
王：有好就有坏，但是主要的是好的一面，他听到的、感觉到的是好的一面，坏的消息他也听到了，但不作为主导的东西。
许：那他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中断？
王：我觉得是反右运动让他完全意识到这一中断，在此之前他还抱有一线希望。１９５７年彻底打碎了他的梦，他知道“文人论政”的历史不可能延续。此前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只是这时候他彻底破灭了。
临终口述
许：在您的记忆中，父亲临终前与您的口述是不是让您认识到他的另一面？
王：全爆发了，全爆发了。我父亲是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０日病逝的，当时我的兄弟姐妹都很忙，而我所在的海军工程学院没有什么课程，所以１９８０年初，我就请了长假去侍候病重的父亲。他当时住在北京医院，这才有机缘详细听了父亲的临终口述，当时感到很震惊。当然在此之前，他话中有话，总是有所流露的，只是没有集中爆发。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临终口述的事。他这一生，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他最常态的一次就是与他最后的接触，他讲的时候什么都未回避，他一看我录音就制止，说你只要记住就行了。这也不怪他，他自己倒没关系，快要离开人世了，主要是怕牵连子女，怕给别人留下证据，说明多少有点心有余悸。
许：他不担心给你们子女造成不利吗？
王：他要让我理解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关闭得太久了。他说：“如果你要研究《大公报》，现在还不行，２０年之后或许有可能。”这是他的预言，他就是想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
许：您说他临终前说的事让您感到很震惊，能不能把您印象最深的事列出来？
王：主要还是《大公报》的事，他这一辈子的所思所想所为都和《大公报》有关系，他的《大公报》情结太深了。１９４９年以后，《大公报》的变迁太大了，没有什么发言权，最终步入日落西山的境地，父亲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也无济于事。《大公报》同人流传着一句话：“王芸生不死，《大公报》的阴魂不散。”
许：看来他想给您留下他真实想法的愿望太强烈了。您本来学的是理工科，从事的是国防科技工作，十几年来却一直专心于《大公报》史的研究。
王：可以说是临终口述的直接结果。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史，不大喜欢理工科。１９５５年，我从育英中学毕业时就面临着选择专业的问题，我当然想按照自己的志愿，父亲当时就发脾气，说“你傻啊”、“你不要命啊”、“学理工多好啊，不牵扯什么是是非非”等等。我还是很听话的，马上就按照父亲的意思改学理工科。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不仅文史的功课好，理工课的成绩也还可以。中学毕业后就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保送完了再进行高考，进军工是很严的。１９５５年的高中毕业生几乎没有工农子弟，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的出身都是很差的，我父亲在定成份时被定为高级职员，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能进军校是很幸运的。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海军工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跟我讲了许多我听不懂的鲜为人知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他讲的一些话太反动了。为了弄清他讲述的内容，１９９１年我５４岁就提前退休，专门从事父亲和《大公报》的研究，至今已出版了《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代报人王芸生》、《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以及一些研究性的文章。
许：想把他讲的东西弄懂是你研究历史的一个动力。
王：对。赵朴初等老人在看望我父亲时，鼓励我用录音的方式把父亲临终口述的内容录下来，说这些内容是很宝贵的，还问我有没有录音机，他们知道我父亲在“文革”之初曾烧毁了自己的全部日记，所以很关心这件事。有人跟我讲，研究完整的《大公报》还是应该以王芸生为最佳人选。因为他横跨两个时代，张季鸾是１９４１年就去世的，经历是有限的。
许：您也觉得有责任来做这件事。
王：对，但这件事一开始就有难度。随着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系统的口述越来越困难，讲的时候常常语不得体，往往从一个题目一下子跳到另一个题目，逻辑性不是很强的，而是很散很乱的，往往是东拉一句，西扯一句。每天讲的题目也不一样，我只能按照专题进行归纳整理。我当时听不懂，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我当然懂了。而且我根据他的思路去寻找他的旧著，经常到北京图书馆艰难地挖掘资料，一坐就是一天，还要组织上开介绍信。
许：能否大概地介绍一下他的口述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陆陆续续与我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讲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但不希望我录音，我只能偷偷地把录音机放在他的床底下，他一边说，我一边录音。
我本来想把他口述的内容作为王芸生口述历史的系列刊登出来，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口述历史》只刊登了第一部分，即反苏部分。主要涉及《大公报》的历史和当时的时事，比如有一部分是谈西安事变的，这是他一生中心头的一块病，还有解放战争中的长春之战，他对这些历史事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搞清楚发生在《大公报》和我父亲身上的历史，就必须要看原始资料，《大公报》的研究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有完整的报纸可供查阅。
许：在这么长的讲述过程中，他的情绪怎么样？
王：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必要写了，我那４０年的日记，一天也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
“文革”结束后，所有在“文革”中解散的报纸都恢复了，只有《大公报》没有恢复。《大公报》的一些同人从生活上考虑，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基本上都希望恢复这张报纸，并且签了字，也找我父亲签字，可我父亲没有签。他不像解放初期为了保留《大公报》的名字，不惜东奔西跑。他说：“《大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文人论政已是明日黄花，已经没有必要恢复。”
许：我在阅读您父亲撰写并在６０年代初发表的《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的大公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全然没有洋洋洒洒、视野开阔、气魄宏大的文字风格，有的只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和夸张了的自我否定，在没写历史之前，有许多铺垫，读后令人叹息！我想，一向为士林所重的政论高手写出这样的回忆文章，正印证了杜甫所讲的“文章憎命达”，不知您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