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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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父亲主张的基本上是英美的民主方式，他在社评中说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许：在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他仍然呼吁走“第三条道路”，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王：内战爆发之后，《大公报》仍发表了十几篇社评，希望停止内战，和平之心不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坚持他当初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并且认为我们最后还是要走民主和宪政的路。不过，他当初却把这个理想寄托在梦境中。
许：当时的知识分子挺爱做梦的，我就读过他们用各种文字形式描绘的梦想，好像有这个癖好。
王：不是癖好，而是一种天然的现象，就是顺应民心，当时的老百姓厌恶内战，就想过太平日子，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当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时，父亲深深地陷入了烦闷之中，只好把现实无法实现的“美景”寄托于梦中，并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发表了《做一个现实的梦》，梦想“全国并无枪炮之声，全国人民都过着和平的日子，绝无士兵或人民流血牺牲或转徙流离”；“国民政府业已改组，毛泽东、周恩来、张君劢、曾琦、莫德惠等都在国府委员会上与蒋主席、孙科、宋子文等环坐讨论国事了……是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规模”；“物价稳定，又有各地丰收，粮价下跌……”；一梦惊醒，外面的世界仍是打！打！那就只有失望。
许：抗战时期，《大公报》倾向并宣传“国家中心论”，这也表明了您父亲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他后来又主张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即“第三条道路”，这两种政治态度都在解放后遭到批判，父亲是不是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王：他承受的这方面的压力的确是比较大的。“国家中心论”是外敌入侵、一致抗日时的观点。内战爆发之后，他采取的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就不再坚持“国家中心论”了，而把着眼点放在宪政上，希望各党派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极狭的夹缝当中，父亲对《大公报》和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觉得左右两边都有强大的政治实力，都不允许夹缝的空间存在，只允许倒向自己的一方，就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５日召开《大公报》社评会议，决定打出“自由主义”旗帜。１月１０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的社评，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它有５个基本信念：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三、我们以大多数幸福为前提；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革并驾齐驱。国共两方对《大公报》打出的“自由主义”旗帜，都是反对的。
１９４８年底，都打到那种程度了，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很明确了，再采取“中间路线”已经不合时宜了，什么夹缝也不存在了，所以他才写了《和平无望》，作出了倾向共产党的艰难的抉择。
许：《大公报》基于鲜明的民族立场、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发表言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不仅在抗战期间有突出表现，也表现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支持反美扶日运动上，可惜国共双方对此立场均没有足够的理解。
王：就是党派利益的考虑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视野受到限制，缺乏从全民族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看怎么说，而要看行动。１９４１年４月，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苏联却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为名，纵容日军对华侵略；后者则无视中国的主权，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换取日本对蒙古“独立”的承认。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并公布之后，《大公报》比王造时等七君子的态度要理智一些。父亲在社评上就说，我们还是要留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苏联是我们抗日的朋友。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答应了苏联的许多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后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附件，苏联红军本来应该在日本投降后３个月内撤离东北，但是直到１９４６年２月还无动静。苏联政府的做法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正在这时，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也全部公开，于是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父亲对东北问题是很敏感的，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抨击苏联的文章，说苏联背信弃义。反右运动中，我父亲作为反苏的典型已经被定为“右派”分子，后来毛主席一保，就把龙云推出来当倒霉蛋，在反苏问题上倒霉的还有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
许：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走什么路的重大选择，一是英美模式，二是苏联模式。您父亲基于自由主义的精神和立场，呼吁中国要中道而行。
王：父亲在两党之间是主张走“中间路线”的，在国际路线上是主张“中道而行”的。在抗战期间，《大公报》由反对《苏日中立条约》、不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某些条款，到抨击《雅尔塔秘密协议》和在东北问题上警告苏联撤军，对于苏联严重的损人利己行为决不认同。对美国战后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很不赞同，尤其不能容忍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首先喊出“反美扶日”的口号。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大公报》首先提出“世界需要中道而行”的主张，说中国既不能投靠美国，否则就必然沦为其殖民地；也不能投靠苏联，否则就必然成为其卫星国，只有走“中道而行”和独立自主的路，绝不能听任何一方的摆布。
许：无论是主张“中间路线”还是倡导“中道而行”，都不合国民党的口味。
王：那当然，在国民党统治区，父亲发表社评公开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抨击国民党查封《新民报》，南京《中央日报》于１９４８年７月曾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加以围攻，《中央日报》斥责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并称他效忠于“共产国际”。与此同时，《大公报》多名记者遭到逮捕。
许：这些事例都说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４０年代后半期相当活跃、影响较大的一个群体，做了许多往往是两边都不讨好的事情，您父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这个群体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气质现已逐渐受到关注。您是怎么评价他们的活动及其政治倾向的？
王：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界、舆论界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就很能说明问题。我父亲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了追求民主和实现宪政制度，的确是不屈不挠的，只是缺乏政治军事的后盾而走向失败。他们被埋没了好几十年，为什么又受到重视呢？不少人对他们当年的思想、追求和曲折的奋斗历程很感兴趣。
许：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是忧国忧民的，总想为国家找一条通往民主宪政的道路。
王：哎，我父亲的忧国忧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也是很明显的。他在家里老是唉声叹气，一会儿自说自话，一会儿愁眉不展，全是有关国家大事的，几十年来都是这样，文革爆发之后就更突出了。所以，“四人帮”被打倒，他能兴奋到那样高的程度，我母亲根据自己的观察，说我父亲一生有两个时刻最高兴，一是抗日战争胜利，二是打倒“四人帮”。
抗日战争胜利带给他的兴奋就不用说了，那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四人帮”倒台后，无论家里人怎样劝阻，父亲还是坚持参加庆祝游行。“四人帮”无恶不作，飞扬跋扈，祸国殃民，他痛恨至极，他认为打倒了“四人帮”，中国又有希望了。
许：对于您父亲来说，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莫过于整个４０年代主持《大公报》的笔政，处在历史舞台的前沿，他后来回顾历史时，是不是最注重这一阶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