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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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你们子女难道没有受到与他划清界限的压力？
王：当然有这方面的压力。我大哥是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才生，后来任教湖南大学，是结构力学专家，已经是预备党员了，可是在５０年代的“拔白旗”运动中被要求与我父亲划清界限。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被插上“白旗”，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我大姐在政治上是很进步的，家里人都把她看成是指导员，１９４９年随大军南下福建，参加了部队文工团，后考取了中央电台广播剧团，在这里积极要求入党，长达２０年，就是未能如愿，关键是受父亲的牵连。我二哥是到９０年代才入党的。我二姐的入党经历很离奇，她是１９５０年入华东军政大学当幼儿教师，照理说在部队里没有不入党的，她就没有，原因就是我父亲。后来转业到北京工业大学当团委书记，才被吸收入党。支部通过了之后，按照程序，上级党委要来谈话，是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亲自来谈话的，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了解她是否在思想上与父亲划清界限。我入党的时候，就给组织写了十几份交代材料，交代与父亲的关系和自己的思想认识，我写得是有分寸的，并不是无限上纲的。我们都没有与父亲划界限，没有什么大义灭亲的举动，我们一致认为父亲的问题到不了反动的程度，这是他感到安慰的地方。他在外面虽然受到很大的压力，但回家后还是有很浓厚的亲情的，否则是吃不消的。
解放前他忙于工作，我是１９３７年９月出生的，他那几天一直在报馆加班加点地工作，３天之后才抽空回家看我，其实报馆离家是很近的，可见他的繁忙程度。因此，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会打牌下棋，也不会喝酒抽烟。
许：您父亲一生崇敬的人是张季鸾和陈布雷，他跟您解释其中的缘由吗？
王：陈布雷工作勤奋，清明廉正，身居高位却一介布衣，毫不张扬，在国民党一群贪官中“独树一帜”。从报人的追求上看，他觉得与曾经做过报人的陈布雷有共通的地方。张季鸾才思敏捷，很不简单，是纯粹的报人，与陈布雷的表现不一样，经常是和各方面的人士谈笑风生。
在香港等待北上之际，有两件事给他很大的震动。一是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一是陈布雷之死。他非常敬佩陈布雷的为人，认为陈是一大群国民党贪官中的一介“布衣书生”，是蒋的“文胆”，文笔极好，蒋的许多文章都是陈吸纸烟咽苦茶从脑子中挤出来的。陈曾经跟我父亲叹息：“我很羡慕你，你多自由”，“我如同出了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很悲凉的。父亲认为，陈布雷的“忠”既不是忠于他的主义，也不是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他的最高领袖。他叹息陈的愚忠，对陈的悲剧性结局非常惋惜。
许：将您父亲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研究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认识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都有发人深思的意义。就是说，父亲所经历的两种生存状态、所实现的沉重的转向和解放后近乎“失语”的状态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对此，您有什么话想说？
王：如果说我父亲的人生经历是一场悲剧的话，那就是他失去了那支能够表达真实的笔，他真正地闲下来了，归隐到家庭生活中，社会交往的圈子一下子变窄了。即使来人谈事也是像唐振常写的那样，而我家解放前有如门庭若市，来谈事情的人要排队。他说他后来什么都不想写，就钻进了故纸堆。
我父亲跟纯悲剧性的人物并不完全一样，如陈寅恪、顾准、沈从文等是什么罪都受过的，我父亲最重的惩罚也就是扫地，没受什么皮肉之苦，还常常受到重用，在报纸上露面的机会比较多，他们的经历各有各的特色，当然都是悲剧。１９４９年之后，父亲基本上处于停笔的状态，惨淡的心情无以言状，这是他最大的悲剧，我的结论就是如此。
许：悲剧的表现形式确实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之间的对话使我加深了对悲剧的理解。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全文完）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