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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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这一段是他人生的重点，我一直在筹集我父亲的文集。他的文章太多，出全集难度大。这本文集大约四五十万字，最典型的是４０年代的文字，他的最精彩的文章就是这个时期的社评。解放后，他连文章都很少写了，更不要说社评了。
许：作为一代名报人，他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有着怎么样的理解？
王：唐振常先生曾回忆父亲在抗战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讲课，对新闻系的后生表彰邵飘萍，内容是说做新闻记者要为人民代言，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说到邵公临难时的细处，活灵活现，“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子，一个好记者”。他说王芸老的讲话生动极了。
父亲曾说：“我是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常随国家之忧而忧，国家之喜而喜。在这个大时代，我自然也忧深而喜浓。”他认为，真正的记者代表的是真理与正义。一个能恪尽职守的新闻记者，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第一，“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勇士精神”。第二，“对新闻事业有浓厚兴趣。报纸是现代历史，新闻记者是替现代做历史的一员。因此，对时代应有一种独立的观点和立场”。第三，新闻记者要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奖善惩恶逾法官，济弱扶倾如义侠”。第四，“不锦上添花，尤其不要为少数‘要人’虚张事实，新闻记者最忌阿谀谄媚”。
许：《大公报》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总结和回顾１９４９年以前《大公报》的发展史，您觉得它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王：我看应该是它始终坚持的爱国主义的立场。爱国的方式是“文章报国”，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这就是新闻人的职责。他们这样一批人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所说的爱国是广义的。
郁闷而寂寞的岁月
许：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他在解放后的生活状况，我感觉他对共产党执政后的形势肯定有不少困惑的地方。
王：起先他对形势还是有乐观的估计的，但到了反右运动时，他很不理解，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有一次，他悄悄地跟我说，储安平发表“党天下”的言论真是够大胆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嘛！从此，他很少说话，实在憋不住才流露一点。
许：他是不是从此变得时时、事事、处处小心？唐振常先生在《川上集·王芸老十年祭》中说，自己不理解一向不愿屈居人下的王芸生，后来竟“奇怪”地变得学会了十分地隐忍。唐追忆说，即使到了１９７９年，与唐谈起“可以装上扩音器公之于众，毫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事”的内容，王芸生也还是放低声音，关上房门，“谨小慎微，与往日全然不同了”。这应该被视为典型的双重人格。您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补充的?芽
王：他当然变得十分隐忍、内敛，这完全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作为一位大手笔，他基本上不写文章，在家也很少议论政治上的事情，有时会很偶然地露出一点，给我的感觉是很郁闷，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真正是寄人篱下啊！有一阵子研究韩愈、柳宗元一类故纸堆里面的人物，那也是十分小心的，就这样还是引来了麻烦。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吴晗，文革期间还追查他和吴晗的关系，实际上他和吴晗没有什么关系，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就给你瞎牵连，这类猜疑株连之事他见得多了。
父亲说：“别说是大的政治运动，就是经常性的政治学习，也不会放过对《大公报》的批判，并不断启发我进行‘自我批评’。”“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脱裤子割尾巴”、“剥画皮”、“撕伪装”、“脱胎换骨”、“刮骨疗毒”、“连滚带爬也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母亲对我说：“这些个年月，你爸是经常带着个铁青的脸回家。不用问，又挨批了。”
有意思的是，他的确有一度表现得十分虔诚，文革时期，已经戴上牛鬼蛇神帽子的他，还要去跳“忠字舞”呢！
许：他是从内心的意愿，还是出于客观形势的压力才这样做的？
王：他自己跟我讲，他有一度认为中央宣传的和毛泽东的做法是很对的，后来他潜心于马列主义的研究，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真是认真看啊！作了许多笔记。
许：１９４９年后，《大公报》在大陆虽然存续了１７年，但经营业绩起伏不定，社会影响逐渐下降，您父亲更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于报社的发展，一张有声有色的全国性大报落到如此境地，用“悲凉”来形容您父亲的心情大致不差吧？
王：非常悲凉的，１９５７年之后，他对《大公报》的编辑工作几乎是撒手不管了，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物。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被打倒为止，愿意去上班就上班，不愿意去就不去。但他这个人很认真，经常是按时上下班，虽然去了以后没有任何实际工作上的事情，主要是写回忆《大公报》的文章，并借阅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否则怎么批啊！
母亲有一次跟我们子女说，你们看看，你父亲今天回来一脸煞白，不知道又在报社受了什么气了！后来知道是他叫报社的一个清洁工打扫自己的办公室，没想到这名清洁工指责他：“你自己不会打扫啊，老反动！”这还是他在当社长的时候，他很不是滋味。他的心情非常压抑，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大公报》副总编辑孔昭恺回忆，以前，报社的员工一听到芸老的皮鞋声，整个楼上楼下顿时鸦雀无声。这个反差太大了。
许：承受这么大的心理落差，对他来讲实在是很困难的。在谈到这样的历史变迁时，他是不是特别后悔？
王：是的，当然他没有讲过他不应该北上，但实际上他是反悔的，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他临终遗言中的意思也是他不应该北上，也不应该去台湾。留在大陆之后，他没想到个人能力的发挥很成问题，没料想到一场政治运动接着一场政治运动，花样太多了，折腾个没完，让他应接不暇。
许：上级决定您父亲不参加《大公报》编委会，以便专心于历史研究，他当时有什么反应？
王：他当然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没有被打成右派，他已经感到很荣幸了。他觉得不写更好，写了还会惹麻烦，写了会被改得面目全非。
许：让他搞学术研究，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解脱？
王：是有解脱的成分，他从此就停下了那双写时事评论的手，去写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文章，那也是很少的。
许：就是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了。
王：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这样的，通俗地讲就是靠边站了。
许：１９５７年６月，正当反右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周恩来却嘱咐您父亲抓紧整理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是不是一种保护性的措施？这种整理何以２０多年都没有大的进展？
王：哎呀，这个倒不清楚，我还没有从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不过，周总理提出这个希望完全是正面的，当然只是提一提，并没有做什么安排。父亲自己也认为这部旧作有许多缺陷，需要补充，他做了资料上的准备。我觉得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他根本没有心思做整理工作。
许：解放后相对寂寞的岁月里，与他交往的知名人士都有哪些？与《大公报》旧人的关系如何？
王：文革后期，与他交往的知名人士有杨东莼、赵朴初、胡愈之等人，跟他最好的是友谊医院院长钟惠澜。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由于可以理解的时代原因，他不大与人交往，与《大公报》旧人的来往是很有限的，也是有顾虑的。只是与曹谷冰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两家住在对过，又一同写《大公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