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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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解放后从来不提胡适，很奇怪，我后来想想他是对的。他和胡适相当熟，有长期的交往，可以说是至交。他要提自己和胡适的关系，那就只有更深地陷进去了，因为胡适当年是第一号反动分子。
许：他对绝大多数《大公报》旧人的悲剧性结局有什么看法？
王：他对非常年代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是很有限的，详细知道得不多。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芝琛，你知道吗，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了，我是听别人说的。”他在这时候更多的是惊讶。他的评论都在最后的录音里，他估计自己快不行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才敢那么大胆地说话。
《大公报》人，无论其立场是“左”还是右，解放后的结局都比较悲惨，各家都有一场悲剧。
许：他虽然不能回避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可是同《大公报》的同人比起来，他的境遇还算不错。
王：这倒是事实，他除了在文革中挨斗外，其他的时候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就是被批斗时，还有长条凳坐着。
许：您父亲解放后跟共产党的高层有来往吗？
王：有一点。他是一届到五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党内的联系人是杨东莼。杨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跟我父亲完全是共鸣的。政协搞一帮一活动，党外民主人士都要由一位共产党员进行帮助，叫“一对红”，我父亲就是杨东莼的帮扶对象。反右运动期间，杨告诉我父亲，你为什么已经定上了右派又给拿下来，那是毛主席救了你啊！主席就是一句话，《光明日报》、《文汇报》的人被打成右派了，就剩一个《大公报》，放他一码吧！本来都准备批斗了，突然就停止了。这种戏剧性的事情在我父亲身上发生了好几次。１９７２年９月，在准备接待日本田中首相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当年由总编辑王芸生编著、并于１９３４年出版的７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材料阅读。９月２６日，毛泽东在会见田中首相时，突然向在场的周恩来讲，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恩来满口答应，并抓住这一机遇，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做两件事：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９月３０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在对日友好交往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此时尚是文革期间，父亲正在北京车公庄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周的指示如同突如其来的“特赦令”，父亲的“劳改”生活也随之结束。
许：这次解放之前，他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王：父亲临终前，竭尽全部精力投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修订与再版。他临终前曾说：“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因为文革爆发后，他一下子由国家７级干部待遇变成每月生活费１２元，所有的银行存款和仅有的一点稿费也被冻结，伙食除窝头、馒头、咸菜和水熬白菜外，已无吃别的可能。他晚年患肝硬化跟长期清贫的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冲击不小，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按时去看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并且都要记录下来，定时开批斗会，说他是“反共老手”、“老反动派”、“狼心狗肺”等等。为了不牵连他人，他经常说：“《大公报》一切反动、反革命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或是我授意写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他把珍藏多年的日记全部烧掉了。不久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来在永安路《大公报》门口扫地，趴在地上拔草。整父亲什么问题呢？还不是老调重弹，完全是以牛鬼蛇神对待的，跟别人所不同的是他没挨过打，很奇怪！我那时候在旅顺的大连海军工程学院，被打成反革命，所有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并被要求每隔两三天就看一次革命群众给我写的大字报，有百分之八九十跟我父亲有关，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我连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文革初期，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准备第二天去的，海军工程学院突然公布了一份名单，说为了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这些狗崽子都不能去北京，我的名字也赫然列在其中，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哎，我都不堪回首！我知道他也是过不了关的。
许：您是不是觉得１９４９年以后，您父亲整个地换了一个人？
王：我大哥跟我说：“小弟啊，你注意到没有，爸爸解放前后好像是两个人。”他因为年龄大一些，体会最深。解放前，父亲的家教严厉极了，威严得很，我们吃饭只能吃跟前的菜，不许咂嘴巴，否则就是一筷子打过来，脾气很大。在重庆的时候，他一般在上完夜班后睡觉，我去他的房间时都是蹑手蹑脚的，有一次不小心碰倒了东西，母亲都为我冒汗。我和哥哥在上海租武侠小人书，他知道了拿起拐杖就打，指责我们兄弟看不三不四的东西，就这么厉害。解放后对我们的态度完全变了，变得和蔼可亲。
许：从日常生活的这个变化看，解放前他活得比较洒脱，解放后收缩了。
王：收缩了，没有他说话的地方。他对我们家人很好。我有一件小事始终忘不了。６０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有半斤“特供”小笼包子票，可到政协餐厅去吃。有次我探亲回家，一到家，父母亲就催促我去吃，他们说，好容易攒给我的，不要过期了。那天，父亲陪我去吃，两笼小包子一上来，父亲就催促我吃。太好吃了，我一下子把两笼小包子都吃光了，竟然忘掉坐在对面的父亲一口未动。我抬起头来，望着父亲说：“爸，你怎么没吃？”他连忙说：“我有得吃，你吃，你吃。”这桩事已过去多年，我想起这件事情鼻子就酸酸的。
许：他自己变得谨小慎微，有没有告诫你们孩子也要这样做呢？
王：没有，他认为我们子女有的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人，不需要他提醒什么。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升学、就业都不参与意见，采取大撒手的态度，并以此奉劝母亲。他说得还真有道理，因为我们之中有好几个人的恋爱对象都须要经过政审，由组织批准。但有例外，就是前面讲的他反对我报考文史类大学。
我确实没想到他会在临终前讲那么多。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倒是跟我们孩子讲过他是怎么自学成才的，我妈希望他讲这个，好激励我们努力学习。１９４９年以后，他根本不说自己的过去，《可耻的长春之战》还是我看了他回忆《大公报》的文章之后，回家偷偷地看到有关的材料才知道的。
许：在为人处世方面，您父亲给您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王：在这方面，他跟子女系统地谈过，但更重要的影响是他以身作则。他对人对事都是很认真的，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办，善始善终，守信用。在教育子女上，他在两个时代的表现不大一样。解放前，我哥上大学，我姐念高中，都在重庆，那时候父亲很有名，他一再嘱咐哥哥姐姐，一定不能拿爸爸说事，对他们学习上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到解放后我们读书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嘱咐和要求。我家不是富裕的，父亲的生活也是相当俭朴的。我从小尽穿哥哥穿过的衣裳，记得有一次过春节穿了一件新衣裳，我就在《大公报》的院子里满处跑，高兴得不得了。解放后，他给我的信都是非常简短的，无非是你妈的身体很好，我的身体也不错，你不要挂念之类的话，连学习上的事都不过问。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许：从您的观察看，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父亲飞黄腾达也好，关“牛棚”也好，我母亲始终是关怀备至，用现在时髦的话就叫“执著的爱”，长期的熏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沟通，我父亲说她是一个朴素而伟大的女性。我们家子女多，父亲又忙，家务全靠母亲操劳。母亲的理解和付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父亲的压抑和寂寞，支撑父亲度过艰难的岁月，他们之间往往还会开一些玩笑，我们几个子女也没有一个与他划清界限，家庭生活是很温暖的。据我所知，一些人的死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在外面挨批挨斗，回到家来能不能感受到温暖，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父亲那么郁闷，为什么没有走上自杀的道路？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