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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作者：王效挺 黄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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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字报是怎么提起的，谁先提出的？
曹轶欧调查组进北大时，中心任务是揭发陆平党委和北京市委，“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的方式，也没有具体规定，所以曹轶欧谈过话的人，有的给中央写报告，有的在常委会上盛气凌人、无限上纲地揭批陆平。调查组除张恩慈重点在北大活动外，每天派二三人到市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后抄写清楚交给曹轶欧，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调查组成员的话）。康生对调查组摘抄的大字报很重视，曾予以表扬。这在调查组里是都知道的。张恩慈重视大字报不是无根据的。聂元梓、杨克明等开始都只是想写材料上报中央，后来改为写大字报，这中间与康生和调查组对大字报方式的肯定有直接关系。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杨克明写给党组织的材料说：“我（自科学院）回到北大与赵××、高××交谈，他们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边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回到北大，我找了赵××、高××，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成，并说宋××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杨克明１９７８年６月写的材料中还讲：我找张恩慈，“是想让张恩慈来参加领头的，张说现在是公开批三家村，‘五一六通知’也传达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意思不大。他说北京市委机关有贴大字报的。……”“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我和赵××、高××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赵××１９７８年后写的两次材料讲：“串联开会写大字报的是杨克明”。“我是杨克明串联的，我又约了宋××，晚上到杨克明宿舍，参加的还有高××、夏××，聂元梓是后来的。大家商量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有人说：张恩慈说可以写大字报，后来就决定写大字报。”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从四清被调查组调回来的一位党员讲“……我又听杨克明说，他们开始时打算写材料通过曹轶欧向上面反映北大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张恩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大字报，于是他们便改为写大字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张恩慈讲：他（杨克明）说：“写完大字报后要我给看一看，我怕担嫌疑，我说我不看了”。
印先生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说：“张恩慈对杨克明提到大字报的形式，默认宋一秀和高一鹏写大字报的想法，对杨克明等人后来转向运用大字报而不是申诉信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杨克明正是在与张恩慈面谈以后，找了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写大字报。”印先生这段话实际上已否定了“自发论”，但他却仍转弯抹角地坚持“自发论”。
四、奇特的“解读”
１．１９７９年，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给党委写的材料中讲：他第二天又到西颐宾馆见张恩慈时，“张恩慈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之后，要我从一总支角度上支持一下（人事处党支部当时属机关一总支——笔者注），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组织写这张大字报。”
调查组副组长刘仰峤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６日讲：“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同志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他的结论是：“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以上这两位干部写的证明，是被印先生认为“真正有些分量的”材料，两人都是直接听张恩慈讲的。印先生对这两个重要材料的解读是：“张恩慈坚决否认”、“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因而“不能再核实”，“十分遗憾”。至此而已！
刘仰峤是调查组的副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原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副队长，白副处长曾任北大校文革副主任，与张恩慈都是社教中的大“左派”，是无话不谈的“战友”。印先生是善于思考、怀疑的，难道这两位干部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听到同一人同样内容的讲话，就能够因一人否认而否定吗？两人已故，档案犹存，岂能以“遗憾”了结。
２．还有１９６７年大字报主要作者写给戚本禹、江青的信中，有该作者写的《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的专题报告，这也是印文认为“有些分量的资料”。报告内称：“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是张恩慈，在他那里保存了必要的资料，随时准备斗争。”“孔×等同志有时回城，到张恩慈处谈过。”“在二——五月整个时期内，杨克明和张恩慈保持了经常的联系，留校的同志也和张恩慈有过联系”……“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带领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着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这是中央文革对北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和正确领导，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对于大字报主要作者在信中的明确表述，印先生作了奇特的解读，他说：１９６７年当时“大字报的署名人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把大字报主要作者的这封信，说成“为派性利益”“争功”“攀附”，如果这也是印先生的“解读”，那不但是对事实的严重曲解，而且是对写信人的极不礼貌、极不尊重的表现。
印先生说他在王效挺处看材料时，杨克明给江青信附的“报告”中还有一句讲“支持”的话，而且说，信中又讲“指示”，又讲“支持”，他质问说：那么那份“报告”到底算作是“指使说”的证据，还是“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这次我把“少引”的一句话引出了，即上段引文中最后的一句：“这是中央文革对北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和正确领导，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这里讲的“支持”就是指的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的“指示”，和印先生三步曲中所说的“事后支持”是两码事，怎么能作为“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
印先生又说了：“１９６７年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指示’似仅指大字报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的，而非授意的，那么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３．大字报内容问题：印先生已不得已承认了“写大字报”这种形式是康、曹通过张恩慈“指示”的，这就进一步否定了“自发论”。然而却提出了大字报内容问题。可是具体内容还需要具体指示吗？譬如曹轶欧曾恶狠狠地指示北大党委某常委：“揭陆平的盖子”，“要连锅端”。该常委给中央写了“揭发”材料，更激昂慷慨、火力很足地对陆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如果该常委说：我写的揭发报告内容没有给曹轶欧看过，我批判陆平的发言内容也没有报批过，曹轶欧并没有指使我如何揭盖子、如何连锅端，因而我的行为不能算受曹的指示。如果他要这样回答，谁都会感到这是十分荒唐的。但该常委毫不含糊地承认了曹的指示。聂元梓在１９７９年７月一次交代中说：“‘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轶欧）谈学校问题”，“我只想再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后来“曹轶欧说可以写大字报”，大字报“具体写什么内容，曹也没有指示。学校有什么问题，曹心中有数。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２００３年聂元梓在回忆中说：“曹轶欧说：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以及给陆平提意见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还有调查小组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我们“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