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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作者：王效挺 黄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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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轶欧等人知道：他们所谈话、发动的对象是北京大学的干部和教师，不是幼儿园、小学生，不用把着手教他们怎么说、怎么写。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揭发陆平、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揭什么，他们“心中有数”，心照不宣，或不言自明。因此，以曹轶欧等没有指示具体内容来否定康、曹的指使，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对大字报内容也不是没有引导的。据刘仰峤１９７９年７月讲：“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按：即５月１４日陆平传达宋硕讲话）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围绕宋的讲话进行调查。”前边引的１９７８年６月杨克明写的材料中说：“我找张恩慈，张说：现在是公开批三家村，五一六通知传达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还会少？意思不大。他还说及现在北京旧市委机关有贴大字报的。……回到北大我又与赵正义、高云鹏一起，讲到张恩慈的想法，我们三人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
再如，印先生讲到宋××、高××和张恩慈的谈话：“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
这不都是引导大字报作者要抓现实问题吗？而且“第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攻击法律系调查海瑞平冤狱是“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印先生编出一个“种瓜得豆”的说法，说张恩慈与杨克明只谈了社教问题，没谈现实问题。实际上张恩慈在５月５号已向毛主席写了对北大社教的意见，５月１３号，中央已批发政治局扩大会各同志。所以，张恩慈说再写社教材料“意思不大”，“启发”他们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这里没有什么“种瓜得豆”，而是种了豆印先生视而不见，或假装看不见。
这里顺便说一下：印先生讲到张恩慈这次谈话时，说是“宋××、高××主动去找张恩慈谈话”，而不是张主动去找宋、高。并想以此证明张恩慈很“谨慎”，没有主动在哲学系搞活动。事实恰恰相反。请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２日宋××写的情况：“五月二十一日（？）晚在一院十七号（注：北大一院是调查组成员住处之一），张恩慈找了赵××高××和我。他说中央理论调查组来北大了解文化革命的情况……”高××１９８１年８月写的情况是：“大约５月２０日，张恩慈找赵××宋××和我到一院一楼谈话。”二人所讲一样，是张恩慈找他们三人去的，不是他们自己找去的。而且宋××还讲：“我先后写过文字材料（还保留有底稿），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写的材料基本事实都是一致的。”我相信宋、高的说法，不会经过印先生一“访谈”，说法就变了。
五、张恩慈的“功劳”不可低估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讲师，１９６５年７月由康生点名调出去的，有关部门到北大党委和哲学系了解情况后，就通过高等教育部于７月７日正式来调函：调张恩慈去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７月份张即到院报到。不是有人所说的张是北大社教后因为不满自己要求调离北大的。张恩慈是康生、曹轶欧充分信任的，在调查组是被称为“曹轶欧的助手”。曹轶欧找陈守一、白处长等人谈话，张恩慈都参加的。调查组除两位组长，一位保管文件值班外，其他三人经常到市委大楼摘抄大字报。只有张恩慈一人重点在北大活动。再看一下和曹轶欧、张恩慈关系密切的某常委在文革初期讲的一段话：“曹轶欧原来准备一个一个串联社教积极分子来发动群众，但太慢了，就决定写大字报，具体是由张恩慈负责的。”从以上所引材料，特别是刘仰峤、杨克明、白处长、孔×等写给各级各单位党组织的材料，都可证明张恩慈在北大这一段所起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引一段聂元梓在２００３年写的一个回忆：“１９６６年的８月份，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师生列席会议，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三个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好。”这次接见生动地反映了大字报出笼的重要人物的场面：康生、曹轶欧是策划、指使者，张恩慈是串联者，杨克明是主要执笔者，聂元梓是领衔人。和刘仰峤说的十分吻合。
如果像有人所说：“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或者像印先生所说：“是几个教员提出、曹轶欧表示认可”，张恩慈只是“谨慎”支持、有所回避，甚至也没有“主动去找”哲学系教师，“大字报贴出来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康生提名要毛主席接见之人中有张恩慈岂不荒唐？在当时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是最高的荣誉，张恩慈如果在大字报问题上无大作为，享受最高荣誉，岂不是贪功受奖吗？这中间的奥秘不值得深思吗？印先生对杨克明１９６７年的信，可以怀疑是“为派性利益”“争功”，甚至怀疑有“隐瞒真相”之处。那么有人在诸多证据面前拒绝承认，印先生就不怀疑，个别人为了摆脱与康、曹的关系而“隐瞒真相”吗？对有利于印先生“自发论”的说法是一种“解读”，对不利于“自发论”的证据，是另一种“解读”，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印文所讲张恩慈的“谨慎”，我们认为这是用词不当。曹轶欧到北大，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说：不干预党委工作，暗地里却到处找人煽动他们“揭陆平的盖子”，“与陆平斗争”，“连锅端”……真正的“谨慎”应是言行一致，防止自己的行为干扰了北大党委的工作，而曹轶欧找人谈话煽动后，要人“严格保密”、“绝对保密”，这是搞阴谋，不是什么“谨慎”。曹轶欧嘱咐张恩慈：“支持哲学系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因为他们曾宣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因此和一些人接触，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就是说怕露马脚，怕阴谋暴露，怕“造成被动”，亦即张恩慈说的“怕担嫌疑”。这算什么“谨慎”?芽这是不干预党委工作吗？这段话是张恩慈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讲的，他的战友正式向党组织写的材料，否认不了吧?选
六、回答印先生几个具体问题
这些具体问题，与大字报怎么出笼没有关系，是印先生断章摘句、节外生枝，必须回答。
１．关于“学术问题”，和“文革思维模式”
印先生说，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应“尊重学术自由、学者尊严”。我们赞成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应该尊重对方、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断章摘句、曲解原意，不要强词夺理、节外生枝。我们讨论的是名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三名骨干成员、罪大恶极的康生的一条罪行，这是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前文认为印先生在根据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否定康生的一项罪行，会“起到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的不良影响”。不是吗？有文章称道你的“自发论”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说过去的结论是“道听途说”、“主观臆测”、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这还不是“不良影响”吗？“不良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印先生主观意图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也没有去猜测。而印先生摘了我们半句话：“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这就曲解了原意，把客观影响变成了“主观意图”。这样断章摘句、摘半句的做法合适吗？印先生不会分不出客观影响和主观意图的区别，为什么要这样曲解呢？无非是想给我们加上一个“文革思维模式”（即印文所说过去时代所盛行的“语言和思维模式”）。但这是徒劳的。提起“文革语言和思维模式”，我们想多说几句。文革语言和思维模式可以举出许多，譬如：“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造反有理”、“打人越凶越革命”……还有什么，“红五类”、“黑七类”“臭老九”等等谬论。但最主要的是两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谬论在文革中泛滥成灾，搞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对于这些乌七八糟的文革语言，人们是深恶痛绝的。一般说来，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等等的批斗对象，是要比造反派或其他派感受更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