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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作者：王效挺 黄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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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１９９９年７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
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据，这是一般的常识。印先生要否定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定论，但是，一不了解定论的根据，二不了解在审查康生期间，有关党员向党组织写的证明和汇报材料；仅仅根据２０年后自己对部分人员的访谈，就匆忙地、草率地得出“自发论”的结论，来否定中央文件的定论。一些老校友对印先生的文章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北大加以澄清。我们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理应接受此项任务。
２００１年９月，我们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内部刊物）和《百年潮》上发表了《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根据中央审查康生时所留存的档案材料，对印先生等文章进行商榷。
我们文章发表后，印先生曾通过他的老师、王效挺的好友约王交谈。王把我们了解的材料都给印先生看了，而印先生却一个材料也未带给我们看，也未提出什么问题交谈，他把主要时间用在看我们的材料上。
最近，由于偶然的机会，看到印先生刊登在《文史精华》去年（２００４年）１月份的《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一文，看后感到：①印先生仍然坚持“自发论”的观点；②印文中对我们提供的材料，没有任何当事人对其本人曾写给本单位党组织的材料内容有直接的否认；③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印先生对我们引证的多项材料，作了自已的“解读”，有些是断章取义、曲解原意，有的是假设前提，质询对方，甚至有奇特、荒唐的解读。因此，有必要对印先生的“再考订”一文进行再商榷。
一、假造前提，质问对方
印先生提出：１９７８年北大校刊上关于大字报的一篇文章强调的是“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而这次则说：“大字报的主谋为康生、曹轶欧，经过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连杨克明等人写成。”印先生振振有词地质问：“为什么在关键性细节描述上作了调整呢？”为什么１９７８年“没有讲明当时已经掌握的从张恩慈到杨克明这个线索？”印先生说他“听到一种解释是，当时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聂元梓之外的其他大字报署名人”。又说，如果接受这种解释，这就不是“确切的历史事实，而只是经过善意取舍的故事”。这些质问，只要印先生动动脑子，稍加思考，排个时间表，自己就会作出回答的。
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有关部门在清查工作中，发现发生在北大而影响全国的三件大事（北大社教、“第一张大字报”、“六一八”事件），都与康生有关。北大党委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给党中央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校内揭发批判康生（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集团成员面目尚未被揭露）。１２月初，中央常委批示：可以在北大揭发批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党委召开了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康生、聂元梓，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就以“某顾问”代表康生。聂元梓已是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党委决定在三个事件中涉及的其他干部和教师一律不提名。印先生听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其他同志”，是有此意。党委区分不同性质，“保护其他教师”有什么不对？印先生质问：“当时为什么不讲明已经掌握的张恩慈和杨克明的线索？”这是假造前提来质问。第一，当时并没有完全掌握张、杨的具体情况，刘仰峤、白处长等人的材料都是１９７９年写的，印先生根据什么说当时都“已经掌握”？第二，即使已了解个别教师写的一些情况，也不宜在揭批“某顾问”和聂元梓的会上一块端。康生的专案组，何时成立？党委当时不得而知；新华社《内部参考》登载康生如何策划大字报，也是１９７９年以后的事；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以后，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才逐级下发、传达；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党籍，向全党公布康生反革命罪行”已是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了，离北大揭批康生、聂元梓大会已过了将近两年。这时，有关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的材料比北大原来掌握得丰富多了。我们２００１年文章中所引证的材料都是从头了解、调查的，许多是过去不知道的。如果说我们的文章与校刊２０多年前登的内容有些不同，那是因为情况多了自然就有所深入、有所“调整”，这有什么奇怪？
二、对两个材料的解读和分析
１．对“康生自白”的解读。我们文章说：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和２９日，康生在两个场合作了进一步的自白。他说，１９６６年５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印文说：康生“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可是“促动”为什么只能解读为“促进和推动”呢？“促”也可解释为“催促”、“督促”，“动”也可解释为“发动”、“动员”，“促动”，解读为“督促和发动”有何不可呢？“文革”中和“文革”后，一般都认为康生的话是对他炮制大字报的“自白”和“不打自招”，就是从“督促和发动”意义上理解的。印文为了适应他的观点将“促动”“解读”为“促进和推动”。但印先生所谓的“推动支持”是有条件的，印先生在其“三步曲”中明确讲：是在“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康生和曹轶欧才“给予了推动和支持”。从康生的“自白”中能看出这种“事后推动”、“事后支持”的意思吗？
２．印文说：在“五一六通知”前曹轶欧在北大找聂谈话，曹对聂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聂元梓“对曹轶欧的意见态度冷谈没有响应，随后去为参加四清作安排”。印文说：“曹轶欧对聂元梓这次谈话没有产生结果。”首先，聂元梓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曹轶欧等人住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有一天，曹轶欧找我谈话，她动员我不要下乡去，要我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印先生把这段重要的话删掉了。
聂元梓还说：“陆平要把我发落到乡下”。“我过几天就要到怀柔去了”。
聂元梓真的是对曹轶欧的“动员”、挑动，那么消极吗？不。
印文说：“要为北大社教翻案是前社教‘积极分子’的共同愿望”。而聂元梓是北大社教的“大左派”，对社教耿耿于怀，时刻想翻案，怎么在曹轶欧“动员她继续和陆平斗争”、翻社教的案时，她却“消极”起来了。这时即使“五一六通知”尚未传达，《北京日报》和“三家村”早已被公开批判了，身为社教大积极分子的聂元梓怎么倒“消极”了。
聂元梓从曹处回来后，并没有到农村参加四清，她到农村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她把白副处长约到她宿舍谈话，要白给她准备材料，她要向中央写信“揭发陆平”。聂元梓在２００３年回忆中说：“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险恶手段，他知道北大存在严重矛盾，就像苍蝇一样，也要叮北大这个‘有缝的鸡蛋’了。”
曹轶欧找聂元梓谈话时间，聂说是在北大专家招待所。据刘仰峤讲，他和曹５月１４日到北大，在专家招待所只“住过一个晚上”，以后就“住在西颐宾馆”，这样曹找聂谈话当在５月１４日。又据陈守一谈，曹轶欧第二次找他谈话是５月１５日左右，在西颐宾馆，曹轶欧动员他：“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如果聂元梓真如印文所说的那样“心灰意冷”，对曹“态度冷淡”，曹轶欧能提出让陈“领头和聂元梓共同来搞”吗？而聂元梓找白处长谈话，要准备材料上告陆平，能说曹轶欧和聂的谈话“没有结果”“没有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