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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 白雀园肃反
作者：刘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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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局那个干部气急败坏地令道：“快放下他，给他十指钉钉！”
四五个执行人员一拥而上，放下遍体是伤的周维炯，按住其双臂，将削好的竹钉钉进他的指尖中，再用锤子一下下砸着。
周维炯发出一声声死命的惨叫……
刑讯逼供是普遍的，每一个被抓来的“改组派”分子，无一例外地遭到刑讯，所使用的刑法是五花八门的，有５０种之多，令人毛骨悚然。如火铲烙身、滚油烫背、摊在门板上手脚钉钉、枪条捅肛门等等。凡是受到刑讯的人，十有八九打熬不过，只求速死，情愿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的人还得招供“同党”，所招的都是周围的熟悉人员。各级政治保卫局再根据口供抓人，抓来的人犯依然实行刑讯，如此轮着进行。
于是被抓的人越来越多。白雀园街上的许多群众家里，都成了关押“改组派”人犯的临时牢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出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知道，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了，承认还不行，还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工作，便成了‘同党’，就这样株连就是一大片。”
与凭口供抓人相比，更有甚者是用镜子“相人”。在红４军１０师的２８团，由保卫局十几个干部站在全团的队列前面，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大镜子，先由保卫局的尤排长讲话。尤排长那粗重的嗓音紧紧地攫住全团官兵的心：“在我们的部队中，潜藏着许多改组派、第三党分子！现在我们用这面镜子来鉴定谁是红色战士，谁是改组派反革命。真正的改组派就会通过镜子现出原形来的！”
之后，每个红军战士被迫看着镜子走过去，而保卫局的干部站在一旁紧张地观望着，只要从镜子里看出哪个人有异样神情，手一指，马上把他拖出绑上双臂。这样，一个连队就有２０多人被相出是“改组派”，被捆绑着带走。那些没有被“相中”的官兵，惊疑而惶悚地站在那里，久久愣着不敢出大气。
还有的连队突然奉命集合，由匆匆赶来的保卫局干部手里拿着花名册，站在队列前训话，训完后照册点名，点一个抓一个，只十几分钟就捆起来几十个人。第１１师３２团的连以上干部正在开会，由团政治部主任主持学习《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十四号》，突然有保卫局的十几个战士破门而入，用枪对着４０多个连以上干部，带队的保卫局干部宣布说：“你们里面有２０多个改组派反革命分子，谁也不准乱动，由我们来点名抓人。”随着这个干部每念一个名字，此人就被摘去手枪，然后解下他腿上的绑带捆绑起来。结果，在场的干部被保卫局逮捕了将近３０个人。
随着１０月下旬张国焘在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报告，在红４军大规模杀戮的活动进入了高潮，“各级政治保卫局的权力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可以随便决定杀人”（见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最早被枪杀的是红１０师２８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和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等十余人。杀戒一开，如挡不住的狂潮，吞没了数千被无端诬为“改组派”的红军官兵的生命。发生在白雀园的这场仅仅１个多月的肃反行动中，被冤杀的红军官兵到底有多少人，那是无法确切统计到的。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报告》上说：“这次共清肃改组派一千多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一千五六百人。”而实际上何止这个数字？徐向前、倪志亮在回忆中讲道：“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中，红４军的各级干部除少数人幸免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３０团在这次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估计约５００人。”
根据党史、民政部门从各种资料上的粗略估算，白雀园大肃反之中，红４军各师１０个团的１．２万多人，被害的班以上干部超过了３０００人！其中可以统计到的军级干部１７人、师级干部３５人、团级干部４４人。至于团以下的干部人员，那是无法统计的。
到了最后，连徐向前也在被怀疑之列，为了整他的材料，保卫局瞒着这位红４军军长，把他的妻子程训宣抓起来，当做“改组派”分子秘密杀掉。只是张国焘讲过“徐向前是很能打仗的，这个人动不得”的话，徐才躲过一劫。但在白雀园肃反的期间内，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召开任何会议，从不通知徐向前参加。那些被定为“改组派”、“第三党”的红军干部，被一串串地连绑在一起，少则几十个，多的上百个，由保卫局的行刑人员押出白雀园，解到附近潘家湾的荒山野岭，不是枪击就是刀砍，或强行推入挖好的大坑里，用泥土填平。这些军衣褴褛、带着各种遍体刑伤的红军干部，拖着带血的脚印，怀着万般痛苦的心情，被驱赶着走向刑场。村上的老百姓见了，无不掩面落泪。有些知道自己将被杀害的干部，悲恨地自杀，临终前喊呼着：“我不是改组派！我不是反革命！冤枉啊！”第２９团的政委黄钢，就是从旁人手里夺过马刀，捅入自己的腹部自杀身亡。然而，黄钢的行动却被陈昌浩看成是“这个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多么坚决”！
张国焘等人在这场丧心病狂的残杀中，竭力想把它表演得“公正和民主”。他们搞了一个“革命法庭”和“审判委员会”，为杀害许继慎、周维炯寻找理由。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５日，张国焘再次在白雀园审讯了送交策反信的特务钟梅桥两人，为许继慎编织了漏洞百出又荒诞到顶的罪名。两个特务明明在英山被许继慎派人押送到军部后，就一直被关押着，而在他们的口供中却出现了９月８日在汉口见到特务机关负责人钟俊的材料，称“钟俊派他们来考察许继慎是否忠诚”的鬼话。张国焘居然把这一荒谬的口供上报到中央。在白雀园火神庙的公审大会上，张国焘亲自宣布了许继慎、周维炯两人的“罪状”：“一、两人系改组派头领；二、不服从命令，对抗中央分局的领导；三、组织反革命军事委员会，阴谋９月１５日暴动。”有这３条罪状加在许、周的头上，两人的悲惨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许继慎因为在公审大会上痛斥了张国焘，竟被张下令绑到马尾巴上活活拖死！
１９３７年４月，国民党大员冷欣在苏北对陈毅说道：“我们在鄂豫皖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呢。”
惨重而可怕的后果
经过１个多月的大规模清肃，至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中旬，张国焘等人认为“在四军中对改组派反革命阴谋已大致肃清”（见《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十四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又决定利用白雀肃反的“经验”，下令在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去清肃那些反革命的改组派分子”。在广为散发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了肃反的必要性，要求县把这项工作“当成为目前中心的任务，须得十倍、百倍地加紧肃反”。与此同时，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在《列宁报》、《红军报》、《苏维埃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改组派、第三党的文章和材料，并选编了以刑逼供的记录，出版了《改组派反革命的阴谋与罪恶》一书，大肆渲染肃反的正确。张国焘等人在这些文件和文章中，规定地方上肃反的对象，除改组派、第三党以外，还包括“一般工农群众中经过流氓土匪生活的分子，在红军中表现畏缩的分子，对革命胜利前途表示怀疑的分子，因失错而受过惩罚的分子，以及党内的各种异己分子”（见中央分局告第十四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８日）。而在肃反的方法上，提出“要把肃反工作和党两条路线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寻找反动组织的线索”（见沈泽民《肃反工作与两条战线》，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