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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 白雀园肃反
作者：刘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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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政治界限的肃反路线，必定导致苏区的肃反运动走上完全错误的道路。张国焘等人只相信政治保卫局及其所属的各地、县保卫局，逮捕和处决人犯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负责人联系，更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审讯中，也像红４军白雀园肃反那样，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就随意抓人杀人。由于大搞逼供信，凭着“辗转招供”而来的名单进行抓捕，使得大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优秀干部遭到杀害。
皖西北的肃反本来在红４军移驻白雀园后，将１００多名地方干部抓起来，包括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定侯等人。但张国焘和沈泽民认为皖西北特委“肃反不力”，派陈昌浩到特委进行“督导”。陈昌浩于１２月中旬在麻埠召开代表大会，将特委改为道委，并把红２５军的７３师调来协助肃反。在所谓的“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的口号下，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先后被错杀的党、政、群干部人数达三四千人！其中有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原红１军政治委员、英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原红１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皖西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季昌，宣传部长薛英，妇女部长翁翠华，六安县委书记王义中，霍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赵小波，原独立第１师师长徐百川、六安县赤卫军司令毛正初、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炳园等人。
光山县委、县苏府的机关干部共有１４０多人，在经过几个轮回的“清肃”后，除了七八个一般工作人员和４个炊事员，基本上成了“改组派”成员遭到杀害；赤南县委共有机关干部４８人，结果除５个勤务员外，全部被杀；霍山县委苏的机关干部有１９０多人，被打成“改组派”分子而杀害的人超过了三分之二；六安县委、县苏的情况大致相同，除了担负勤务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炊事员，所有干部、党员全部打成“改组派”而解赴刑场遭到枪杀；英山县委有１１名常委，经过几次清肃反，杀掉了１０人，只有一个常委外出得以幸免；六安独立团在一次行动中捕杀班长以上人员２００多人！红安独立师也在一个晚上有２００多人被宣布为“改组派”而被集体枪杀………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机关报《列宁报》，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９日发表了《告肃反中思想动摇的同志书》的社论，宣称“阶级斗争一天一天的厉害，斗争环境与方式一天天复杂，肃反工作不但没有结束，还经继续深入”。
“继续深入”的结果是：一大批很早就参加了武装起义，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和豫西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干部，倒在了镇压“改组派”的血泊中，除了这些功勋卓著的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还有数千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斗争骨干分子。
还要提及的是，原红４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和邝继勋、余笃三等人，也因反对张国焘的极端错误的肃反路线，先后在西征途中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
张国焘等人发动的这场亲痛仇快的错误肃反，激起了苏区民众的强烈反对，也促使了那些受到蒙骗干部的觉醒。黄安县（今红安县）居仙区的群众目睹一批批的党政干部被无端杀害，便对剩余下来的干部进行保护，将他们藏进山洞，集中了八九百人在山外守卫。当保卫局的干部来捕人时，他们高呼“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和“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等口号，大家一拥而上，解除了这些保卫局干部的武装。但仙居区群众的反抗行动，最终遭到了张国焘调来红军部队进行镇压的报复。黄安县政治保卫局局长来显安，在肃反行动中十分卖力，亲自参与刑讯与杀人。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仍然遭到了左倾路线的怀疑，把他当成“改组派卧底人物”给抓起来。在受到残酷的刑讯过程中，来显安认识到以前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真诚地对审讯人员说：“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也杀了不少人。后来看到情况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吧，反正是死！”
张国焘一手操纵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鄂豫皖苏区大肃反，是从他个人野心发出，为建立和加强在苏区党和红军中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次罪恶活动。它一方面极大地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和红军的战斗力，使得上万名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另一方面，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使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现象日益严重，同时也造成了知识分子极度缺乏的窘境及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致使人们不愿学文化、怕变成知识分子。连沈泽民也在给中央的两个报告中提到：“干部的缺乏，特别是有文化的干部缺乏，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情况。”
由于对地方干部杀戮过多，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一度陷入无人过问的瘫痪状态，许多地方连会议都开不成。在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敌人已经逼迫黄安外围，还没有一个群众自动向红军报告军情，致使红军的作战处于被动状态。这些危害，是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鄂豫皖苏区的以白雀园大肃反为标志的这场内讧，至今已经远去７０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许多情形已是记忆不清或者根本遗忘了。重现这一事件，不禁要问：在我们党和红军的发展历程中，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愿这种历史的悲剧永远地绝迹。
责任编辑杨小波